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了程賢章的長篇小說新作《仙人洞》，這部以土地改革為背景的小說生動地再現(xiàn)了半個世紀前新中國誕生之初開展的這場急風暴雨式的規(guī)模宏大、意義深遠的社會大變革。有人說，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已有兩部獲斯大林文學獎的正面反映土地改革的“紅色經(jīng)典”——《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風驟雨》問世，再去寫土改，那是勞而無功。對此，筆者有不同的看法。

丁玲和周立波于1948年出版的上述兩部小說，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奠基之作，筆者早已認真拜讀過，其共同特點是：兩位作家都懷著一腔熱忱投身于那場運動，搞運動和寫小說是同步進行，運動尚未結(jié)束，小說已出版。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兩部作品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古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睂τ谕粮倪@樣一場異常復雜而激烈的群眾運動，不經(jīng)過歷史和思想的沉淀，怎能準確地把握住其本質(zhì)。即便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也不可能對當時各種錯綜復雜的現(xiàn)象和矛盾作出清醒的分析、解剖，難免為一些“假象”所蒙蔽，也很難完全跳出當時宣傳口徑圖解這場運動的框套。今天的讀者，不難從當年丁玲、周立波的小說中看出人物概念化、“主題先行”之類的印跡。

程賢章的《仙人洞》則不然。如今年逾古稀的程賢章當年是位風華正茂的年輕土改工作隊員，而他的這部小說是在對土改進行了半個世紀的沉淀、反思基礎(chǔ)之上的創(chuàng)作，是站在今天的時代高度、以今天的眼光對過去的回顧。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能摒棄那些“急就章”作家頭腦中的主觀臆想，能透過當時各種現(xiàn)象(包括一些不具備普遍意義的個別“假象”)去把握其中所含的本質(zhì)。所以，筆者認為，丁玲、周立波的同類題材的小說，與程賢章的《仙人洞》是不能作簡單類比的，因前者與后者之間相隔了50多年，已沒有可比性。就像前蘇聯(lián)的一些優(yōu)秀作家以二次世界大戰(zhàn)為題材創(chuàng)作過一些“經(jīng)典”作品，而后來的一些年輕作家不斷地以新的時代角度、新的對戰(zhàn)爭與和平的理解，寫出同類題材的力作。戰(zhàn)爭早已結(jié)束，而人們對那場慘烈的世界大戰(zhàn)的思考卻沒有結(jié)束，你能說這些出自一代又一代年輕作家之手的戰(zhàn)爭題材小說水平無法跨越過去那些所謂的“經(jīng)典”嗎？

程賢章的這部《仙人洞》的確值得一讀。作者在小說的后記中說：他不希望讀者把這部小說當作“土改題材”的小說來讀，他之所以寫這部作品，“只是為當時生活在最底層的另類人作點無力的呻吟。”這部小說之所以能打動人心，就在于它真正地表現(xiàn)了生活在農(nóng)村的眾多小人物可憐而又可悲的命運，展示了他們令人同情、感傷的心靈和肉體的創(chuàng)傷，每每使讀者油然而生“哀其不幸，恨其不爭”的慨嘆。50多年過去了，而一個個具體、生動、可感的形象：宋火、小林、阿輝、張十三、韋寡婦、阿敬……在作者腦海中揮之不去，歷久彌新。他們在作者頭腦里貯存了50多年，如今跳到紙上，一個個是那般鮮活，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獨特身份、背景、思想、性格。陳冬、張遠香、張十三、張遠沖、張遠鋒、韋寡婦等個性、身份迥異的人，他們的命運似乎有一條看不見的因果鏈環(huán)環(huán)相扣。小說中的許多大大小小的事件，如斗張十三，火線整風，韋寡婦投井，春芳剃頭店里的波瀾，都有某種前因后果的關(guān)聯(lián)，整部小說的起承轉(zhuǎn)合，都由一條清晰的因果鏈貫穿著。鮮明的人物個性，錯綜復雜的人物關(guān)系，使程賢章的這部小說體現(xiàn)了文學作品的基本特點，即用形象來反映生活。

盡管作者主觀上不想把這部作品寫成“土改題材”，但畢竟融入了作者對50多年前的那樣驚心動魄的群眾運動的認識、理解、分析和對其本質(zhì)的思考。仙人洞的土改在當年波瀾壯闊的土改大潮中是有典型意義的，它在取得勝利的同時，又帶著許多遺留問題，帶著不少遺憾和無奈。顯然，這些問題、遺憾也帶有一定的普遍意義。

讀程賢章的《仙人洞》，筆者想起恩格斯說過的一番話“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nèi)容，同莎士比亞式的情節(jié)的生動性和豐富性這三者的完美的融合”。對于一個嚴肅的作家而言，藝術(shù)上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想要了解土地改革的讀者，光看《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風驟雨》是不夠的，也有必要讀一讀程賢章的《仙人洞》。 共2頁,當前第1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