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贊》是《文心雕龍》的第九篇。“頌”、“贊”是兩種文體。本篇以后，常用兩種相近的文體合在一篇論述。“頌”和“誦”區(qū)別不大，本篇中的“誦”字，唐寫本《文心雕龍》便作“頌”。“頌”和賦也很相似，漢代常以賦頌連用。

文心雕龍頌贊原文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韶》。自商以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fēng)，風(fēng)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fēng)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宴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頌，規(guī)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順，并謂為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乃覃及細物矣。

至于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繼于時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范《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變?yōu)樾蛞M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zhì)乎!又崔瑗《文學(xué)》，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為精核。至云雜以風(fēng)雅，而不變旨趣，徒張?zhí)撜摚兴泣S白之偽說矣。及魏晉雜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

原夫頌惟典懿，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qū);敬慎如銘，而異乎規(guī)戒之域;揄揚以發(fā)藻，汪洋以樹義，雖纖巧曲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贊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贊，蓋唱發(fā)之辭也。及益贊于禹，伊陟贊于巫咸，并揚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言為贊，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贊荊軻。及遷《史》固《書》，托贊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后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為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贊，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

然本其為義，事在獎嘆，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jié)言于四字之句，盤桓乎數(shù)韻之詞。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fā)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

容體底頌，勛業(yè)垂贊。鏤影攡聲，文理有爛。

年積愈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玩。

文心雕龍頌贊翻譯

風(fēng)、小雅、大雅、頌，是詩理的極至，頌是這“四始”的最后一項。“頌”的意思就是形容狀貌，就是通過形容狀貌來贊美盛德。從前帝嚳時期，咸黑曾作頌揚功德的《九韶》等。從《詩經(jīng)·商頌》以后，創(chuàng)作“頌”的方法就已經(jīng)成熟了。能感化整個諸侯國的詩歌叫做“風(fēng)”，能影響整個大國的詩歌叫做“雅”，形容當(dāng)世的國家風(fēng)貌來贊美當(dāng)代功德的叫做“頌”。“風(fēng)”和“雅”通常是寫人記事，所以有“正風(fēng)”、“正雅”和“變風(fēng)”、“變雅”;“頌”是用來稟告神明的，內(nèi)容必須純正美善。魯國因頌揚周公之功而編成《魯頌》，宋國因祭祀祖先而輯錄《商頌》。這都是用于宗廟的雅正樂歌，不是宴會上常用的歌詠。《周頌》中的《時邁》一篇，是周公親自寫作的;這篇賢人寫成的頌，為后人留下了典范。每個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達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春秋時晉國民眾用“原田每每”來贊美晉軍，魯國人用“麛裘而韡”來諷刺孔子，這些都是說而不是唱，以簡短的話來進行諷刺。左邱明和孔順，都把這種話當(dāng)做“誦”來記載。這是有了變化的不正規(guī)的頌;頌本來是用以告神的，這種變化已漸漸用于人事了。到了屈原的《橘頌》，內(nèi)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東西來寄托情意，又把“頌”的內(nèi)容推廣到細小的事物了。

秦始皇時代的石刻，都是為了稱頌秦始皇的功德。即使?jié)h代的惠帝和景帝時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頌產(chǎn)生。所以，頌的寫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繼不斷了。如揚雄表彰趙充國的《趙充國頌》，班固歌頌竇融的《安豐戴侯頌》，傅毅贊美漢明帝的《顯宗頌》，史岑稱述鄧后的《和熹鄧后頌》，有的學(xué)習(xí)《周頌》，有的模仿《魯頌》或《商頌》。這些作品雖然深淺不同，詳略各異，但它們贊美功德、顯揚形容，其基本法則是一致的。至于班固所寫《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傅毅所寫《西征頌》，就是將頌寫成了散文，由于過分的褒獎而違反了“頌”的正常體制!馬融的《廣成頌》和《上林頌》，有“雅”的用意卻寫得很像賦，為什么如此玩弄文詞而遠離“頌”的特點呢!還有崔瑗的《南陽文學(xué)頌》，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頌》，序文寫得很好，而精簡了“頌”本身的篇幅。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對頌這一文章體裁做了深刻的品評，但其中說在頌的作品中“雜有一些風(fēng)、雅的內(nèi)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義，這不過是徒然聲張一些不合史記的議論，和古代對于鑄劍可黃銅白錫相雜的謬論差不多。到了魏晉時期的雜頌，很少有打破傳統(tǒng)的文章格局。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頌》為代表;陸機的作品，只有《漢高祖功臣頌》較突出。不過，他們的作品中褒揚和貶抑混雜在一起，這就是魏晉時期頌的演化。

“頌”的創(chuàng)作，內(nèi)容要典雅，辭藻要華美。描寫雖然近似賦，但不流于過分華靡的境地;嚴肅莊重有如“銘”，但又和“銘”的規(guī)勸警戒意義不同。頌是本著頌揚的基本要求來敷陳文采，從廣義的意義上來確立內(nèi)容。至于細致巧妙的描寫，也必須根據(jù)實際情況采取變通。頌的寫作，大致就是這樣了。

“贊”的意思就是說明，就是輔助。相傳從前虞舜時的祭祀，很重視樂官的贊辭，那就是歌唱之前要作說明的辭句。至于益幫助禹的話，伊陟向巫咸所作的說明，都是講明事情，用語氣幫助言辭。所以，漢代設(shè)置鴻臚官，他在各種典禮上呼喊禮拜的話就是“贊”：這些都是古代留傳下來口頭上講的“贊”。到司馬相如進行寫作，才在《荊軻論》中對荊軻進行了贊美。后來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便借贊辭來進行褒揚或批評：那是用簡要的文辭加以總結(jié)，用頌的體裁而加以議論;《史記》和《漢書》的最后，又各有一篇《太史公自序》和《敘傳》作一總評，它和“贊”的名稱是相同的。可是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卻把這種“贊”誤稱為“述”，那就差得很遠了。后來郭璞注《爾雅》，在《爾雅圖贊》中，無論是動物植物都寫了“贊”，內(nèi)容兼有褒揚和貶抑。這和上面所說魏晉以后的頌一樣，也是贊體發(fā)生變化之后的作品。

“贊”原本的意義是人對事物的嘉獎，所以古代流傳下來的“贊”篇幅很小，文體上必須由四言的句子構(gòu)成，大約有十到二十句，需要作者極其簡明地講完并終結(jié)全文。“贊”這一文體的寫作要點就在于此。“贊”雖然傳承久遠，但使用并不廣泛，從大致分類而言，它可以算作“頌”的一個支派。

總結(jié)：

形容美德寫成頌，贊揚功業(yè)寫成贊;描繪形容和組成聲韻，使文辭清晰而鮮明。

這樣的頌或贊，雖然年代久遠，它的美好卻像清晨一樣美麗。后世用頌贊來品評平常事物，往往就是炫耀辭采來作游戲了。

文心雕龍頌贊賞析

本篇共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講“頌”的含義、起源及其發(fā)展變化情況。第二部分講“頌”的寫作基本特點。第三部分講“贊”的含義、起源及其發(fā)展變化情況。第四部分講“贊”的寫作基本特點。

頌和贊都是歌功頌德的作品，劉勰在本篇中所肯定的一些頌、贊，大都是沒有什么價值的。對這兩種文體的論述，劉勰過分拘守其本意，因而對待漢魏以后發(fā)展演變了的作品，就流露出較為保守的觀點。但對這兩種區(qū)別甚微的文體和漢人已混用不分的賦頌，本篇作了較為明確的界說;對頌的寫作，反對過分華麗，主張從大處著眼來確立內(nèi)容，具體的細節(jié)描寫則應(yīng)根據(jù)內(nèi)容而定，這些意見，尚有可取之處。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xué)理論家、文學(xué)批評家。漢族，生于京口(今鎮(zhèn)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zhèn)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chuàng)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和文學(xué)批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