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愛情，能夠喚起彼此最好的一部分，把你變成更好的自己。

　　潘素和張伯駒就是如此。

　　見過潘素年輕時的照片，她身著一襲黑色旗袍，長身玉立，冰光雪艷，像是從白先勇筆下走出的人物。時隔半個多世紀后，香港的董橋見了這張照片還是大為驚艷，直呼為“永遠的潘慧素”，在他的眼里，照片中人長長的黑旗袍和長長的耳墜子襯出溫柔的民國風韻，幾乎聽得到她細聲說著帶點吳音的北京話。

　　其實就這張照片來看，潘素一張俏臉上并無半分笑意，與其說溫柔，倒不如說是冷艷，猶如她身旁的那株寒梅，悄然盛放于冰天雪地之中，有暗香浮動。

　　潘素的氣質本就不同于一般的民國女子，張伯駒的老友說她“身上存在著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她幼時家道中落，受過貧寒，日后卻能散盡千金，并不以金錢為念，她身上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也有殺伐決斷的一面。

　　就像她擅長使用的琵琶，婉轉時如間關鶯語花底滑，鏗鏘時若鐵騎突出刀槍鳴，琵琶從來都是一件有殺氣的樂器，只是多數時候斂于玲瓏溫柔的外表之下而已。

　　潘素的琵琶是母親找人教她的。她祖上雖是前清狀元，至父親時已經沒落，母親還是聘請名師教她音樂繪畫。潘素13歲時，珍愛她的母親去世了，父親娶了個繼母，兩年后，繼母將她賣入青樓，理由居然是她彈得一手好琵琶。

　　在上海天香閣迎幟接客的時候，她叫潘妃。那時的上等妓女走的都是風雅路線，潘妃雖擅琵琶，也能畫幾筆，可文化水平不高，當時在上海灘跑紅走的是另類路線。她談吐不俗，善于周旋，來往的大多是上海的白相流氓，也就是今天所說的黑社會。黑社會們喜歡文身，受此影響，潘妃的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

　　這樣的女子，擱在萬紫千紅中，完全就是一朵野玫瑰。

　　張伯駒到上海“走花界”時，一眼就相中了這朵野玫瑰，提筆寫了副對聯送給她：“潘步掌中輕，十里香塵生羅襪；妃彈塞上曲，千秋胡語入琵琶。”那時候的文人墨客好像都愛賣弄藏頭的技巧，這副對聯就把潘妃的名字嵌了進去，還一口氣用了好幾個典故，把潘妃比作絕代佳人王昭君。李碧華寫《胭脂扣》時也如法炮制，讓十二少送了副對聯給如花，上書“如夢如幻月，若即若離花”。

　　這一招看來很有效，自古佳人愛才子，潘妃當時原已和一個叫臧卓的國民黨中將談婚論嫁，卻對張伯駒一見傾心。用孫東的話來說，是“英雄識英雄，怪人愛怪人”。臧卓一氣之下，把她軟禁在一品香酒店里。張伯駒急切下向老友孫東求助，在孫的幫助下，他們坐車來到一品香，買通了守在外面的衛兵，接出了潘妃。這個時候的潘妃，眼睛已經哭得像桃子一樣了。

　　“救風塵”的這一年，張伯駒37歲，潘妃20歲，從那以后，不管命運如何變幻，她都陪在他身邊，不離不棄。

　　張伯駒在潘素的家鄉迎娶了這位蘇州美女，兩人一同皈依在印光法師門下，法師為他們起了慧起、慧素的法號。此后，那個臂上刺著一朵花的潘妃已成歷史，她改名潘素，洗盡鉛華，將往日的萬種風情，只說與他一人聽。

　　張伯駒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公子哥兒，和袁克文、溥侗、張學良并稱為民國四公子。公子們大多濫情，“平生無所好，所好是美人”，只有張伯駒對潘素稱得上一往情深。他遇到潘素時，家中已有三房妻妾，后來卻再也沒有過風流韻事。之后兩個妾都離異了，陪在他身邊的，只剩下潘素一人。

　　從遇見潘素為她寫下一首《浣溪紗》后，張伯駒詞中的寫情之作幾乎只為她所作。每逢佳節良辰，張伯駒總有詞作贈與潘素。尤其是每年元宵潘素的生日，張伯駒總會特別動情，我們來看他筆下那些深情的詞句：

　　主客我與汝，歌嘯坐花間。當時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雙璧玉，人望若神仙。經慣桑田滄海，踏遍千山萬水，壯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隨肩。

　　白首齊眉幾上元，金吾不禁有晴天。年年長愿如今夜，明月隨人一樣圓。

　　白頭猶覺似青春，共進交杯酒一巡。喜是團圓今夜月，年年偏照有情人。

　　這些詞寫于不同的年代，一以貫之的是張伯駒對潘素的一往情深。納蘭容若的悼妻詞，姜夔的懷舊詞已經廣為人知，若能將張伯駒的元宵詞收為一集，亦足以在詞史中別具一格。

　　張伯駒對潘素的意義，當然并不只是簡單的救風塵，而是發掘了她的“慧根”。他發現了她的繪畫天分，從而請來名師大力栽培她。潘素21歲正式拜師朱德甫習花鳥畫，后又隨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張孟嘉等習畫，同時還跟夏仁虎學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蛻盡野性，成了一朵素心蘭。

　　潘素畫藝日益精進，之后選擇專攻青綠山水畫。想來青綠山水這類畫和她端凝的氣質甚為相宜，她的山水畫作曾作為禮品贈送給英國首相、日本天皇等外國領袖。她曾經和張大千三次合作，張大千這樣評價潘素的畫：“神韻高古，直逼唐人，謂為楊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項背。”

　　張伯駒詩詞書畫無一不精，卻對潘素的畫藝甘拜下風。他曾經為潘素治了一方印章，上面刻著“繪事后素”四個字，自謙他的繪事在“素”之后。這四個字還成就了一段巧對的佳話：湯爾和喜歡吃粵人譚篆青的譚家菜，為了一飽口福，委任譚篆青為秘書，有人出了個對子的下聯“譚篆青割烹要湯”，夏仁虎久聞論者愛說張伯駒繪畫不如潘素，頃刻對出上聯，“張叢碧繪事后素”（張伯駒號叢碧主人）。

　　董橋認為，論畫，潘素要強于張伯駒；論字，張伯駒則要強過潘素，潘素的畫加上張伯駒的字是最佳。幸運的是，這對伉儷經常合作，潘素繪畫，張伯駒題字，堪稱天作之合，連董橋都為沒有收集到這樣的璧合之作而遺憾。

　　張伯駒和潘素，不僅僅是志趣相投，更有著精神上的相契。

　　這對才子佳人的身上，實際上都有著俠肝義膽的一面。張伯駒一生不乏義舉，在表兄袁克定落魄的時候，能夠照顧他達十年之久。他傾家蕩產收集國寶，卻能將其中絕大部分精品都捐獻給國家。

　　潘素也有俠女之名，成就此名的是1941年一樁轟動一時的綁架案。被綁架的人是張伯駒，綁匪獅子大開口索要300萬贖金，實際上看中了張家收藏的珍貴字畫。潘素執意不肯變賣藏品，而是通過四處借貸、變賣首飾等，湊齊20根金條贖回了被綁架八個月之久的張伯駒。潘素的俠女風范可見一斑。

　　張伯駒為收藏字畫，常一擲千金，甚至不惜變賣房產，家里人都罵他是敗家子，唯有潘素百般支持。1946年，為了不使國寶隋朝展子虔的一幅青綠山水畫《游春圖》被販至海外，張伯駒和潘素將名下的房產（曾是李蓮英的舊居）賣給了輔仁大學，用售得的美元換成220兩黃金，潘素又變賣了首飾，湊成240兩黃金將其買下收藏。

　　據章詒和回憶，解放后，張伯駒看中了一張古畫，回來向潘素要錢，這個時候張家的家境已非昔日可比，見潘素有些猶豫，張伯駒索性躺倒在地，任她怎么勸怎么拉也不起來。直到潘素答應拿出一件首飾換畫，他才從地上翻身爬起，拍拍身上的泥土回屋睡覺去了。這樣的行為天真得像個小孩，潘素卻從來沒有嫌棄過他身上的孩子氣，而是以溫柔的母性包容著他。

　　張伯駒收藏過許多國寶級的字畫，其中有陸機的《平復帖》、展子虔的《游春圖》、杜牧的《張好好詩》、范仲淹的《道服贊》、黃庭堅的《草書卷》、李白的《上陽臺帖》等。康生曾把李白的《上陽臺帖》借去觀看，一看就不準備還了，后來幾經周折才要回來，也因此埋下了禍根。

　　對這些散盡千金換來的、拼了命保護的字畫，他們卻選擇在1956年后，陸續捐給了國家，上面提到的字畫都成了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張伯駒曾不止一次表示，他買這些字畫，不是為了占有，而是怕它們流入外國。他曾在《叢碧書畫錄?序》中寫道：“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當時任文化部部長的沈雁冰，曾專門簽署“褒獎狀”表彰張潘夫婦二人的愛國之舉。這張象征著榮譽和肯定的獎狀，被張伯駒夫婦隨意地掛在了屋子里緊懸屋梁不顯眼的一處，落滿了灰塵。

　　身為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前半生享盡了榮華富貴，后半生卻并不平順。他先后被打為“右派”“現行反革命”，曾經的翩翩公子變成了生活無著落的落魄老頭。北京后海一座普通四合院，是張伯駒最后的住所。他們住的四合院已成大雜院，兩人只有一間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存身。沒有戶口、單位，就無糧票、收入，家里早就被抄盡，有一年多，他倆全靠親戚朋友接濟。

　　在這樣的環境里，潘素仍然守在張伯駒的身邊，給北京國畫工廠畫五分錢一張的書簽，為一家人的生計操勞。在章詒和的筆下，潘素對張伯駒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從他。

　　張伯駒對潘素，又何嘗不好呢。黃永玉回憶說，有次看見張伯駒獨自在西餐廳用餐，吃完后，將四片面包抹上黃油和果醬，用小手巾細心包裹好，帶回去給家中的潘素。這個舉動，總讓我想起郭靖帶零食給黃蓉吃的那一幕，卻更為動人。

　　對于處境的變化，張伯駒并不像其他人那樣計較，王世襄說：“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難的三年，我曾幾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齡增長，心情神態和二十年前住在李蓮英舊宅時并無差異。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他曾對章詒和的父親章伯鈞說：“這頂帽子對我并不怎么要緊。我是個散淡之人，生活就是琴棋書畫。共產黨用我，我是這樣；共產黨不用我，也是這樣。”

　　看到這里，我們也忍不住像章伯鈞那樣擊節贊道：“張先生，真公子也！”

　　高壓之下，不少人丑態畢露，但真正高貴的人卻會在黑暗中綻放出高潔的一面來，那是人性的微光，使人類文明不至于墮入無底的黑暗。

　　張伯駒和潘素這對看似柔弱的才子佳人，又一次展現出他們的俠風。

　　章伯鈞和他們只不過是君子之交，但在章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去世之后，張伯駒和潘素夫婦費盡周折，終于輾轉找到了章伯鈞的遺孀李健生的新家去慰問，這個時候，章伯鈞生前的故交大多已對這家人避之唯恐不及。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為之感慨萬端：“張氏夫婦在我父母的全部社會關系中，究竟占個什么位置？張氏夫婦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著多少分量？不過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過是看看畫，吃吃飯，聊聊天而已……而一個非親非故無干無系之人，在這時卻悄悄叩響你的家門，向遠去的亡靈，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遞來撫慰與同情。”

　　潘素的俠女風范，也并未因“文革”的到來而失掉。據《一代名士張伯駒》記載，“文革”初期，長春有人貼張伯駒夫婦的大字報，潘素的罪狀中，“江南第一美人”竟然也算一條。潘素見了，針鋒相對地貼出一張大字報――“江南第一美人是何罪名？”并在其中列出了他們夫婦捐獻國寶等愛國之舉。令批判他們的人啞口無言。

　　在那個年代，張伯駒和潘素早已不再錦衣玉食，匱乏的物質生活卻并沒有磨滅他們對詩情畫意的追求。

　　有一年元宵節的夜晚，大病初愈的張伯駒對潘素提議：“桑榆未晚，我們再搞一次合作，你看如何？”于是，潘素在操持家務之余，開始創作花卉。她先畫了一幅《自梅》，張伯駒配以《小秦王》詞牌：“寒風相妒雪相侵，暗里有香無處尋。唯是月明知此意，玉壺一片照冰心。”

　　潘素有一幅《素心蘭》，張伯駒為她配了一首詩：“予懷渺渺或清芬，獨抱幽香世不聞。作佩勿忘當路戒，素心花對素心人。”

　　紅塵濁世中，他們就是一對永遠保持著單純之心的素心人啊。

　　在歷經劫難之后，歲月已經侵蝕了潘素的美貌。晚年的潘素頭發短短的，董橋不無惋惜地說她“一臉的剛毅深深藏著紅色中國的幾番風霜”。

　　可幾番風霜并未改變張伯駒對她的深情。1974年，年近八旬的張伯駒到西安女兒家小住，與老妻暫別，仍然寫下深情款款的《鵲橋仙》送給潘素：“不求蛛巧，長安鳩拙，何羨神仙同度。百年夫婦百年恩，縱滄海，石填難數。白頭共詠，黛眉重畫，柳暗花明有路。兩情一命永相憐，從未解，秦朝楚暮。”

　　那個時候，她嫁給他已經40年了，他對她的愛意仍一如初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