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jīng)出版的小說里邊，能專注于描述知識分子勞改犯的小說，不多。而嚴歌苓的這本《陸犯焉識》最大的價值正在于對建國初年勞改犯的抒寫。小說作為民族秘史存在，補充甚至更正的，正是民族正史上的光明磊落。

該部小說，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對知識分子勞改犯青海無人區(qū)監(jiān)獄中的生活的描述。關(guān)于上山下鄉(xiāng)、五七干校、關(guān)牛棚等的敘述，中國最近三十年來，不絕于耳，但對更嚴酷的牢獄之災(zāi)，卻很少涉及。嚴歌苓在小說選材上，或恐有意彌補空白。

透過《陸犯焉識》，我們能夠清楚的看到，當年的勞改監(jiān)獄是怎一樣的真實生活。饑餓問題、干部對勞改犯的生殺予奪問題、犯人之間的冷淡漠視問題等等。常有左派學者提及，毛澤東時代的干部是清廉無比的，但于《陸犯焉識》中，我們卻也只能看到收取金錢賄賂與性賄賂的領(lǐng)導，基本上看不到一身正氣的黨員干部，這又是為何呢?

我們能夠說嚴歌苓寫的，是真的，當然，也能夠出于維護毛澤東時代的光明正確，而說嚴歌苓在胡亂編排。《陸犯焉識》中，最有價值的這一部分，正是作家嚴歌苓走訪青海勞改犯監(jiān)獄的時候，偶然得到的一本知識分子勞改犯的獄中筆記，根據(jù)這本筆記而生發(fā)出來的小說資料。當事人的筆記，經(jīng)過嚴歌苓的小說性構(gòu)建，使得建國初年的知識分子勞改犯的獄中生活，更加真實與殘酷。在當下的出版環(huán)境中，這份筆記，尚且只能當做資料收藏，不能問世，但嚴歌苓的小說，卻能夠曲線救國了。

但是，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嚴歌苓以女性的身份來關(guān)照勞改生活的非人性，在諸多筆觸上，缺少成熟的男性作家的冷漠感。在該部小說最有價值的獄中勞改生活中，我們往往只能看到嚴歌苓的點到為止，而不是對丑惡與非人的深度刻畫。當然，我們能夠說，這是作家功力的不足，但如果用女性作家特有的溫柔來回避這一問題的話，則更加動聽一些。

借此，我們就不能回避《陸犯焉識》中最無價值的部分：中青年時代的陸犯焉識的“浪子”生活。雖然作家嚴歌苓聲稱，這一年齡階段的“陸焉識”是根據(jù)自己爺爺?shù)恼鎸嵔?jīng)歷改編而成，但作家本人的創(chuàng)意寫作的招牌動作因為屢次應(yīng)用而顯得蒼白暗淡。民國海歸公子哥看不上母親安排的婚姻，母親跟媳婦爭風吃醋云云，這些老生常談的段子，自民國小說開始，便如“小時代”的抒情基調(diào)一般絮絮叨叨，嚴歌苓也并未寫出新意，反而更加狗尾續(xù)貂。

作家嚴歌苓的創(chuàng)意寫作，更多的是運用寫作技巧來彌補作家對生活體驗的不足。小說主人公陸焉識之于作家嚴歌苓，更像是割裂的手捏玩偶，嚴歌苓把握不住這個人物的性格流變脈絡(luò)，因此，在大是大非的起落上，均顯示出自己的局促與手足無措。比如，重慶時期的陸焉識，在入獄兩年一段上，便倉惶太多，缺少合理的故事支撐。再比如，建國后的陸焉識為何被勞改到青海去，便也缺少同樣的故事支撐。作家本人試圖透過小說人物的大起大落來造成時代感，卻并未深入觸碰那些時代，往往無緣無故地就關(guān)起來了。

作家本人可能根本無法駕馭這個年度跨越如此之大的歷史題材。《陸犯焉識》中，嚴歌苓輕車熟路的，反而是家長里短，中青年時期的陸焉識與恩娘、媳婦的家長里短，勞改釋放后的陸焉識跟媳婦及其子女們的家長里短。“家長里短”是女性作家先天的優(yōu)勢。嚴歌苓要啃歷史這個硬骨頭，勇氣可嘉，但實力嚴重不足。

全書部分章節(jié)，因為有真實的勞改犯筆記的依據(jù)參考，而顯得比較有力度。但就整體而言，《陸犯焉識》更像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段子，缺少力透紙背的東西，尚且不如很多“傷痕文學”的作品。這是創(chuàng)意寫作的先天殘疾造成的。

雖然如此，我們依舊就應(yīng)肯定作家嚴歌苓的用心貢獻。她用小說的方式，敘述了建國初年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歷史，讓中國人至少延遲忘記自己民族當年的血淚遭遇。作家的使命感，嚴歌苓是有的，若經(jīng)歷練，沉淀其生命感悟，打磨掉其文字工匠的雕蟲小技，或恐可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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