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錢還錢，欠命還命的穆氏父子

魅力紅泥灣100個民間故事之八

“欠錢還錢，欠命還命”這句古話說得不知有幾千年，都是說別人的，真正應用到自己“爹”身上的人非常至少，甚至是絕無僅有，但是在我們共產黨的干部隊伍中卻有這樣一位老革命在他自己的父子間實踐了這句古話。他的名字叫穆生秦。這穆生秦雖是共產黨人，可他的父親卻是國民黨的區長，他們父子間在解放初期自然就會存在一些不同于尋常人的故事。據傳說——

在南陽城以東的紅泥灣、高廟、橋頭三交界地方有一個村子叫朱公橋李莊，大約有四五百口人在此居住。

村子東邊有一條河叫珍珠河，自北向南流過，河邊上有一座如今保持完好的石板橋，很是像樣。這座橋不知道已經多少年了，有可能就是這村上一個姓朱的大戶修建，要不這個村子怎么叫做朱公橋李莊呢？李莊很好理解，顧名思義李姓人居住（創建）的村莊。可是修橋的人是姓朱，說明這個村子也有朱姓人居住，況且還出了一個大戶，并切修建了這座“朱公橋”，以上這些咱們暫且不予討論。

朱公橋李莊村上的人傳至今日李姓人并不多，而朱姓沒有，村上居住的絕大多數是姓司的和姓穆的。

近百年以來穆姓過得好，司姓過得差，直到共和國成立就不存在差別了，人人一樣，一律平等。時至今日村莊上人們都富起來了。

就是這個小小的朱公橋李莊，自古至今出過不少人物，咱都不去評說他們，這里單單說說近百年來村上人們談論最多的一位地方長官穆蘭婷穆區長。

     相傳這位村上著名人物穆蘭婷，出生在清末，具體年月不祥，生活在亂世民國，最后做了一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底層地方官員——橋頭鎮鎮長，他屬國民黨陣營里的人，經歷過抗戰曾與共產黨人合作，做過對抗戰有利的事，做了不少對當地百姓有益好事，也有剝削壓迫百姓的行為，解放戰爭時期與共產黨對壘，建國后被鎮壓，是一個悲劇性人物。

  相傳這朱公橋李莊的穆姓人家是宋朝穆閣寨傳下來的一個分支，他們居住于此已有幾百年了。他們供奉穆桂英為祖宗，村上不讓唱《穆桂英招親》這出戲，最喜歡唱《穆桂英掛帥》，村上每次唱戲首場必點這出戲。 聽村上的老人講：

有一年村上人請來一個戲班子，朱公橋李莊上的人，還是很謙虛的，但是也有粗魯之人。在點戲時候，穆司李朱各姓頭人都很謙虛，沒有人點出戲名來，都是出于好心，也是出于恭敬的心理就說唱穆家戲，也沒有說唱哪一出戲，最后就有戲班子老板決定。

老板想剛剛過罷年，就唱喜慶一點的戲，于是就叫演員們唱起了《穆桂英招親》。

演出開始了，全村人都很喜歡看這出戲，因為大部分村民還沒有看過這出戲，有人看過也是在外村看的，所以剛開始時候戲場內很平靜。

看了大約一個時辰的時候，臺下有人說自己是楊宗保，耍笑穆姓人，激怒了穆姓族中一個講究面子的粗魯漢子，就沖上戲臺質問演員是誰讓唱這出戲的，臺下更有隨從的同姓人助威，也有沖上臺子打戲子的，一場混戰，砸了戲箱。

眾多看戲的剛開始時候不知到是怎么回事，還以為真的是楊宗保和穆閣寨的人打將起來，有的說“戲詞里沒有這場戲呀！怎么是真打呀？”看著看著有的跳到臺子底下還在打，戲場內亂作一團，眾人紛紛逃離，各自回家。

這下麻煩大了，俗話說“鵪鶉戲子馬立候”，哪個戲子也不是省油的燈，更何況戲班子的背后都有靠山，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有背景。于是就同老穆家打起官司來了，成了馬拉松戰役，官司打到京城。老穆家幾代人都卷入這場官司里面。從此家業逐漸衰退敗落，人丁減少。

直到清朝以罷，這老穆家出了一個叫穆蘭婷的人，才又重整家業，恢復盛譽。據傳說：

這穆蘭婷聰明伶俐，自幼好學，在家受教育較早，長大外出又接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響，其思想比較進步。

他早年曾在南陽宛中就學，不知道他在學校里學習一些什么，回鄉時間不長抗戰就開始了。有一年村里來了南陽綏靖區一位姓朱的長官，據說他當時權力很大，他是來邀請穆蘭婷出任橋頭區區長的。起初穆蘭婷不干，可那姓朱的大官也是開明之人，他對穆蘭婷曉以利害，他要求穆蘭婷以國家大局為重，以民族大義為重，擔當重任。穆蘭婷視他為知己，就在民國二十八年出任國民黨南陽綏靖區第十一區，治所設在橋頭，現歸社旗縣轄，區黨部主任兼區長。當時橋頭、舍店、青苔三鎮還歸南陽縣管轄，按現在行政劃分歸社旗縣，而朱公橋李莊歸宛城區管轄。相距十五華里，從朱公橋李莊到橋頭街如果步行需要一個時辰。

這穆區長在任幾年，政績突出，百姓擁戴，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橋頭一帶并無大害。據傳說他有五句佳話。

其一是“更換對聯”。

他出任橋頭區長，上任的第一天就將自己家里門框上的兩幅對聯改寫為：“君子掌權常積福，小人仗勢就欺人。”

第二件是“區長配馬，他卻騎驢。”

穆區長把戰馬改為自行車這一傳說值得一表。據說按當時的區長配備，應該給他配備一匹戰馬和一名牽馬的隨從，持槍護衛兩名。他都不用，他就騎一輛自行車回家，按現在說法是騎自行車上下班的，那時候村上的人還不知道他騎那兩個輪子的物件叫什么名字，村上的人就叫做老黑驢。這樣的叫法自有說詞，其一是古代農村的一般農戶能騎得上驢的人家就很不錯了。其二是他那個物件滿身上下都是黑的，所以只有叫做“老黑驢”。

穆區長的老黑驢也經常的被村上的村民借去走親串友。從現在的角度看那是一輛什么樣的自行車呀？據老年人講：穆區長既不騎馬也不帶跟班的，他回村里來的時候就騎一輛兩個輪子的物件。

解放后一二十年村上才有那樣的物件，人們才知道叫自行車。他那輛自行車沒有玲，沒有剎車，沒有泥瓦，沒有后座，沒有站件，沒有腳踏，沒有噴漆電鍍，整個車身都是用實心的鋼筋棍焊接而成，車子座是用木板刮成的坐著很硬。

因為車架子和梁都是實心鐵棍焊接而成，所以整個車身人體逐及不到的地方都生了鐵銹，黑乎乎的，后來村上人就說：“穆區長騎的是一頭不吃草的老黑驢。”

   第三件是“主張抗日”

   穆蘭婷從小接受儒學教育，十幾歲在南陽宛中學習又接授進步思想的影響，他是有民族精神，有愛國熱情的人，又加之他的祖訓是以穆桂英為偶像，他忠君愛國的思想很濃，他中“一臣不投二主”這句話的毒也太深了，所以他一生就沒有脫離國民黨，這也是他日后走向悲劇的必然所在。

穆蘭婷積極抗戰。他對于橋頭區內共產黨發展壯大采取睜只眼閉只眼的態度，只要是對抗戰有利的事他都支持，有時他還利用區長的身份明的暗的做了接濟支持共產黨的事情，據村上老人們回憶說“他也曾接受過共產黨，那邊有他的朋友而且交情不淺，這穆區長有一雙兒女，在抗戰的初期只有十五六歲，卻雙雙離家，遠走他鄉不知去向。直到解放以后才知道那時候他們去了延安，這與穆區長不無關系。如今都在北京干事而且都是共產黨的干部，這同穆區長早期調教是分不開的。他與龍泉寺芳林酒廠地下黨員邰士芳是同鄉，同在橋頭鎮地盤上做事，不可能沒有接觸和摩擦，極有可能是秘密的來往或者是心照不宣的默默配合。”

第四是“接濟貧民”

穆蘭婷祖上留下來的財產，包括自己早年置買的田產，在鼎盛時期達到100多傾地，200多頭牛，房屋60多間，錢糧無數，要按解放后的理論說：

“這些錢財也都不是他自己的勞動所得，而是剝削勞動人民的。”

抗戰過后，國共兩黨破裂，繼之兩黨開戰，南陽綏靖區的朱長官調往河北對付解放區共產黨去了。

穆區長因清共不力受到處分，雖然保著區長名義，但是丟掉了區黨部主任一職，他的行動受到限制，上邊沒有人給他撐腰，他的這個區長已經名存實亡。

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他預感到黨國大勢已去。他常常不去任上做事，在家“經營”自己的家業，當時他在“經營方略”上已經改變，村上人都說他是霍著過的，到全國解放前夕他家的田產所剩不足一半。

穆蘭婷出生在朱公橋李莊，自幼生活在珍珠河畔。也許是受“朱公修橋”造福鄉里的影響，他一生做過很多與人為善接濟村民的事。

民國三十年小年成，橋頭一帶方圓百里以內，深受皇湯之害，他就在區公所和朱公橋李莊上支起了一口大鍋做飯救濟百姓。

后來，有一年的夏天，他家地里種了幾十畝西瓜并不賣錢，而是在自己家的樓門底下放上一張小方桌子，再放上西瓜，無論誰走過來都可以吃，一直吃飽。三五里村的人都稱贊穆區長是一位大善人。

第五件是“感情專一”

穆蘭婷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夫妻恩愛感情至深，他遵從儒教在外邊從不與女人搭話，家屬對他敬愛有加，穆區長每次去橋頭任上他的老婆總是替他推著車子送至朱公橋上依依惜別。

天有不測風云，

人有旦夕禍福。

世事無常態，

人世似棋局局新。

由于歷史的原因，國共兩黨破裂，相互拼殺三年。共產黨由弱變強，最后發動的三大戰役注定國民黨失敗，注定穆區長的悲劇命運。此時他也感到世局要變，如果他改旗易幟還來得及，說不定還能立功，解放后弄份工作干干是有可能的，由于他中“一臣不投二主”的毒太深，為了所謂的“名節”，固執的留在國民黨內效力。

穆蘭婷不曾料到的是國民黨敗得那么快，短短三年八百萬軍隊土崩瓦解，聽老人們說穆區長說過這樣一句話“蔣委員長和我一樣，霍著過哩，他比我霍得更快呢！”

1948年南陽第一次解放，穆蘭婷成了抓捕對象，他跑了。別的國民黨人員都是往南跑的，而穆蘭婷卻是往北跑的，他想找他的老上司，但他不曾想到他那個老上司早幾年在高樹勛起義的時候就已經投誠共產黨。如果他一直跟隨那位姓朱的長官，他的后半生有可能是另一種命運。但這只是一種推測，事實也未必。

穆蘭婷逃到河北一帶到處都是共產黨的天下，找不到他的老長官，他只好去北京這塊甕中之地尋找自己的老上級，于是他便隱姓埋名流落京城，北京城也是清查得利害，幾次顯些露出馬腳。

他流落北京城半年多時間，北京城也變了天。他暗暗地痛罵傅作義，不戰而降。

這共產黨比國民黨利害，三下五去二就把他弄起來，他以為自己露餡了，當有人把他帶到駐防地一個最低級盤查室內的時候，同他見面的是一位年輕的女共產黨干部，人世間的事就是說不清，不只是上天安排，也不知是純粹的巧合。哪里會想得到這位落落大方，說話利落，辦事干練的共產黨干部竟然是自己的女兒，讓他更沒有想到的是，他兒子也在北京城里工作，而且是共產黨的一個小頭目。

父女二人自有一番訴說分離情感的動人場面。鎮定情緒后他理智的給自己女兒說：“見到你們現在的情況，我很高興，死而無憾了，我不會連累你們。”

他們又一起找到他的兒子穆生秦。

當年穆蘭婷被那位朱長官安排到橋頭當上區長以后，他與南陽方面接觸頻繁起來。在朱長官身邊有一位高人，與他很合得來。那人也經常到橋頭，也到過他家里多次。那時候兩黨合作共同抗戰已經開始很長一段時間，在國民黨內部，中統、軍統、共產黨等各方面的人都已經半公開化，只要沒有什么個人恩怨，上面沒有交待任務，相互之間心知肚明誰也不說誰的事，各派人員之間，相互融合、利用、防備、防備制約。

穆蘭婷猜得出那位高人是什么身份，只是沒有點破而已。他就把兩個兒女交給那位高人調教，后來雙雙失蹤，他沒有大驚小怪，僅僅洋裝找一陣子，也就算過去了。

現在才知道：自己的兒女從朱公橋李莊失蹤以后，就按那位高人的指點去了延安，在那里上了抗日大學，畢業以后兒子穆生秦留在延安工作，后來隨中央文職干部工作團從延安到西柏坡，后來又到北京工作，女兒抗大畢業后去了晉察冀，北平和平解放隨所在部隊進北京。

兒女在早已經相聚，如今他們父子很快就要見面了，在這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在這樣的地方，在這樣的環境下怎能不讓穆蘭婷激動不已，感慨萬千呢！他不知道見到兒子后應該說些什么話？

畢竟都是經過悲歡離合磨練過的男人，當他們父子見面的時候，沒有過多的悲傷，也沒有更多的兒女情長，說話內容大多是國家大事，兒子勸導父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最后分別的時候給他交待一句 “你回去欠錢還錢，欠命還命”的哲理名言。他把兒子的話奉為圣旨。他回到了生他養他的地方——朱公橋李莊。

穆蘭婷的老家也一樣變了天，是窮人當家在管村上的事，他做好了準備決心接受這些人的審判。他在回來的路上就盤算過，按他兒女說的做過“自我反省”。他想自己不欠誰家的錢。這還錢嗎，自己所有的家財都可以交公分給村民。他本來就相信“家財散盡就是福”這句話，只是這一天來得太快，自己還沒來得及去散，讓共產黨替自己散散也好。還命嗎，自己也不欠誰家的命，自己一生從善入流，給村上的人家也做過不少的好事。就是在橋頭任上，為公務上的事也沒有做過惡，有時候可能為公務得罪一些人，但是也沒有叫誰家過不去的太很，所以他心懷坦蕩，在家無愧于村民，在任無愧于百姓。

穆蘭婷一生勞頓，兒女失散多年，其內心所承受的痛苦和煎熬常人難以想象，最后見到兒女在自己的對立陣營內蒸蒸日上，都在為國家干著大事。他內心慚愧、喜悅但又心滿意足是無法用語言準確的描述出來。

他本來在早年就同共產黨人合作過，對共產黨人就有好感，也可以說是朋友，現在他看到的社會現實讓他服服帖帖的認輸。他曾經說：“真像是他們所唱的歌一樣——共產黨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他下定決心向共產黨自首去。在他回到朱公橋李莊的當天晚上就去到司莊小鄉的鄉公所內投案自首。

穆蘭婷把自己一生特別是逃離外鄉的前前后后經過都交代了。還寫了書面認罪書，他寫道“我最大的罪過就是加入國民黨，對抗共產黨，造成國家的危難和混亂，應該接受懲罰。”

在他剛回村的一段時間內，地方上的共產黨看他態度誠懇，有認罪重新做人的表現，也沒有怎么給他過不去，和別的村民一樣對待。

后來轟轟烈烈的剿匪反霸，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了，穆蘭婷也就被捕了。一開始的時候在他家鄉司莊、朱李莊一帶開公審批判大會，沒有人揭發他有什么罪狀，批不起來。有一天開公審大會一位姓司的村民上到會臺子上這樣講：

“我控訴你，穆蘭婷你好狠毒的心吶！（民國）十八年和三十年兩次年成，你兩次借給我家高粱每次都要多給，過完稱你還要多給幾儍子。我背不動，走在路上休息了好幾次，回去倒糧食的時候才發現袋子里有一串錢，正是有了這些錢糧，我們一家人才沒有被餓死，活到了現在。

我現在經過干部的教育，覺悟提高了，認識到了你這些做法的狠毒性。第一次你借給我糧食你是想累死我的，我在路上休息，結果你的陰謀沒有得逞，我又一次活下來了。第二次你借給我家糧食是想讓我感激你的，你這叫收買我心，你把我的心都買走了你說你很毒不狠毒……”

最后主持會議的鄉干部宣布穆蘭婷的罪行是：“利用自己當區長的身份征用村民的鐵腳牛車為自己家里拉土墊坑蓋房子，這是一種典型剝削壓迫人民群眾的具體表現，但是此罪不至于死罪。”

后來上邊把穆區長拉到橋頭公審，參加批斗會的人都是經過挑選出來的革命積極分子，批判會上個個憶苦思甜，義憤填膺，聲討穆蘭婷的罪惡，公審后拉到橋頭東南上一個村莊旁邊槍斃了。

穆區長的生命結束了，這在那個社會狀態下，在那個洪流滾滾的年代，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更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從今天的角度看，當時對穆蘭婷事件的處理，也有不完美的地方。

政治上的是非我們暫不評說，就社會上的說法，當時有各種各樣，當然拍手稱快者大有人在，為之同情，為之惋惜者不少。

橋頭鄉公所里參加過鎮壓穆蘭婷工作的干部們說：“他別的什么罪也沒有，就是反革命罪，他是國民黨橋頭區黨部主任兼區長，上邊有規定凡是在國民黨里當過區長的一律槍斃。”

問題的根本是這規定是哪一級的規定，是在什情況下做出這樣的規定。現在無法考察，但是穆蘭婷已經死了，事情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我們今天是應該為之惋惜的。

穆蘭婷也就這樣成為歷史的犧牲品，在當時的社會現狀這也許是他最好的歸宿，也算是保了晚節，對于共產黨來說他逃跑了又主動回來了，他沒有抵抗自首了。對于國民黨來說他沒有轉變態度，保持國民黨員不失節。

由于穆蘭婷積德甚廣。當地好心人為他收尸運回朱公橋李莊。據老年人講當時的情景非常讓人痛心，使用高粱桿制作的薄卷著，使用鐵角車拉回村內，下車的時候仍然滴著血，車上薄上都是紅色的，他自己也滿身是紅色的，他的老婆泣不成聲哭得淚人一般癱軟在地上。兒女不在身邊又杳無音信，真是可憐，真是讓人傷心，村上的許多人都哭起來了。真可謂：“一生榮耀老來卻如此的頽塘。”

穆蘭婷的兒子叫穆生秦，建國后一直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他曾經把他的母親接到北京去同鄧拓、吳晗、廖沫沙住在同一棟樓上，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紅衛兵遣送回朱公橋李莊接受勞動改造。此時的她已是年過七十滿頭白發的老太太，卻從她頭頂的粉紅色絨冒和干干凈凈、文質彬彬的面色中，依然透漏出不失大家閨秀的氣息

穆生秦一直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到了1985年曾多次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做法制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