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有一雙駭人的大眼，還有黑壓壓雜亂的濃眉壓在眼皮上。每當他想傳授給我什么的時候，他就會突然猝不及防地靠近，提高音量，舞動他的濃眉，圓睜著眼睛。提醒我，我已經進入了他的怒氣領域和力氣范圍。
　　
　　 當然，技術上，我爸從未正式打過我，但是他發明了一種惡作劇的施暴方法，就是高高揚起他的巴掌，低頭瞪著我，做出要掌摑的姿勢，剎那間蒲扇式的手掌扇下來，結果只是和自己的另一只手掌拍擊，在我耳邊制造出巨大的聲響來。我嚇得一抖，我爸大笑不已。
　　
　　 這個拙劣的把戲一直貫穿我的嬰兒和幼兒階段，然而我卻從未真正意義上破解和免疫。每當高高的巴掌的陰影落在我身上，我還是會瑟縮，還是會發抖。這種恐懼建立在不確定性上———不知道什么時候父親的大赦會失效。
　　
　　 然而，當父親老去的那一天，他的強大崩塌，他的威脅也將解除。
　　
　　 在臺灣作家張大春的《聆聽父親》里，他講了一段他為父親洗澡的故事。張大春第一次見到父親的身體就是在球場的浴室里，“那是一具你知道再怎么你也比不上的身體。大，什么都大的一個身體。吧嗒吧嗒打肥皂，嘩啦啦沖水，呼啊呼啊吆喝著的身體。”———卡夫卡也寫過，當他小時候和父親一起洗澡，他自慚形穢地不敢走出浴室。
　　
　　 張大春再給父親洗澡，已經是父親意外摔倒，脊椎神經受傷之后，那時父親只能躺在病床，“連洗個澡都要求人。”
　　
　　 當我用蓬蓬頭沖擊他那發出陣陣酸氣的身體，他總是說：“老天爺罰我。”
　　
　　 “老天爺為什么罰你？”
　　
　　 “它就是罰我。”
　　
　　 在那一刻，一個文案朝我沖撞過來：“這老人垮了。”
　　
　　 那年，我爸送我來北京上大學。我發現我們的交談時時都具有冷場的危險性。
　　
　　 我問他：“北京怎么樣？”
　　
　　 我爸說：“北京好大哇。”
　　
　　 我又問：“學校怎么樣？”
　　
　　 我爸說：“大學好大哇。”
　　
　　 “好大”，成為爸爸對一切他所不熟悉的事情的形容詞。在談話無法繼續的冷場中，我又驚又急地意識到：外物都大了，父親自然就小了。母親是一寸寸變老的，父親是瞬間變老的。我們斗爭了整個童年的敵人，自己繳了械。
　　
　　 孩子的生命被父親懲罰，父親的生命被歲月懲罰。都是輸家，那就干脆就惺惺相惜，一笑泯恩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