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的街上，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大眾餐館，蜂擁在這里的，多是一些拎著安全帽，挽著褲角的民工。
　　
　　我家就在距巷口不遠的地方，因為平時太懶散，早餐和晚餐很少做，所以常常就近到巷口的小餐館里草草地吃一點。
　　
　　有一天傍晚，我趕到巷口的小餐館時，正值民工們晚餐的高峰期。我要了一個饅頭和一碗稀粥，在店里找了兩個來回，也沒有找到一個閑置的座位來。已經熟識的老板娘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釋說：“真不巧，沒有座位了。”然后又征詢地笑著給我解圍：“要不，我讓誰給你騰出一個座位來？”我還沒有來得及阻止，她就對著店角一個餐桌上的人叫起來：“王大山，你端上碗去外邊吃去！”那個正埋頭吃飯的人抬起頭向我和老板娘望過來。那是一個五十來歲的漢子，雖說赤著脊梁的身板看起來還很壯實，但頭發已經有些花白稀疏了。他局促地瞅了一眼端著碗的我，又瞅了正看著他的老板娘一眼，就端著碗站了起來，準備到店外去。我忙對他說：“大哥，你坐吧，我到外面去！”就搶著走到了店外。
　　
　　外面的確已沒有了坐的地方，但站著吃飯我又不太習慣，心里試了幾次，終于找到了一個空隙，也像那些民工一樣，端著碗蹲了下去。剛吃了幾口，旁邊一個民工和我搭訕：“俺們這樣習慣了，大兄弟這樣蹲著吃真委屈了。”我笑笑說：“委屈啥呀，前些年在農村老家，哪頓飯不是這樣蹲著吃的！”
　　
　　“兄弟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旁邊的幾個民工高興地說。有人說：“怪不得呢，要不兄弟能來這樣的破地方吃飯？”有人說：“咱農村出來的，就是跟城里人不一樣。”他們開始七嘴八舌地打聽我的工作。我邊吃邊詢問他們在哪個工地做活兒，工錢怎么樣，能不能按時領到工錢。一會兒工夫，我們便熟絡起來了。
　　
　　后來，我也不再刻意避開那些民工用餐的高峰期了。去了，有座位就坐下吃；沒有座位，就跟那些民工一樣，一手端稀粥，一手拿著饅頭，和他們蹲在店外邊談邊吃。
　　
　　深秋的時候，家里要裝修房子，從城外拉回了一車細沙，要從樓下運到三樓去。妻子說，我找幾個民工去，如今這民工要價狠著呢。不一會兒，她便帶了幾個民工過來。幾個人也不說話，鏟的鏟，扛的扛，干了起來。妻子得意地低聲跟我說：“這一堆沙運到三樓去，別人家至少要掏五百呢，我砍到了三百。”
　　
　　我笑笑說：“誰能狠過你啊！”
　　
　　沙子很快就運完了，幾個民工邊拍打身上的沙塵邊往外走。妻子掏了三百元遞給一個年齡稍大的民工說：“大哥，這是你們的工錢。”一個民工說，收一百吧。年齡稍大的民工立刻會意地笑笑說：“對，不就一會兒的工夫嘛，一百元就不少了。”
　　
　　妻子和我都愣了。見我們發愣，一位民工忙笑著解釋說：“大哥不是經常和我們平坐著吃飯嘛。”另一個胡須黑黑的民工也附和說：“咱們都是打農村來的，要在咱們老家，這丁點的活兒，還收什么錢哩。”
　　
　　“因為和他們平坐過？”我愣了，妻子更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