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那些告別福利制度的行業一樣，如今住宅產業甚至已經成為最時髦的行業，它比其他行業更徹底地皈依了市場原則。比起五六十年代那個住宅緊缺時代，我們對自己居住的方式有了更多的選擇，對根植于內心的對居住環境和品質最隱秘的欲望有了更多的釋放渠道。然而盡管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對房子的設計和生產之中，也還有越來越多的人陷入到對“天人合一”、溫情脈脈的既往居住方式無限的追憶里去。人們開始反思這場60年來快樂與痛苦交織的居住變遷史：是居住改變了我們，還是我們改變了居住？
　　
　　被規制的居住
　　
　　趙景昭在四合院住了兩年后，1959年，搬進了同樣是他父親從郵政系統分得的一套住房，在北京三里屯附近。這種被稱為“二型住宅”的單元房是趙景昭后來所供職的北京建筑設計院設計的第一批住宅通用圖，也曾是很多早期享受福利分房的人共同的記憶符號。
　　
　　某種意義上，中國人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了住宅的標準化時代。“標準化”的一層含義是替代傳統建筑方式的“工業化”批量生產模式，它意味著新的技術——對于向現代化發展的中國，這當然令政府和人民興奮。而對多數人而言，更為真實的含義還是另外兩個方面，趙景昭說：“一是中國人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注定要面臨住房的緊缺和擁擠時代，因為‘工業化’的出現也是人口劇增和住宅需求量急增下的應對，二是，當中國人享受著只需微薄付出就可獲得一套福利分房的同時，也將沒有任何個人選擇的余地，‘給你什么你就只有要什么’。”趙說，對于習慣于農業社會形態下舒適和緩慢居住方式的中國人來說，他們將不得不面對并承受理想和現實的居住尷尬。
　　
　　對于剛剛搬出四合院的趙景昭來說，1959年的居住變遷是無比尷尬的。“所謂‘二型’住宅，那套圖紙是在蘇聯專家指導下設計的，當時還沒有意識到人口壓力這個問題，所以房型設計還是很大，單元平面一種為五開間一梯二戶，每戶3～4個居室，平均建筑面積是98。88平方米，另一種為一梯三戶，每戶為兩個居室，平均面積是62。92平方米，我們家住的單元房是后一種類型。”趙景昭說，“相比較后來的住宅，這相當奢侈，設計總體來說是很合理的。”“但國家計委1957年頒布的《住宅經濟指標的幾項規定》里寫明，每戶的居住面積不得超過18平方米，這樣，62。92平方米的房子不可能允許只有我們一家人住在里面，必須要兩家合住一個單元。”
　　
　　合用一個廁所在當時的居住條件下是司空見慣的事，居住的私密性當然就變成集體的敞開性。趙景昭說，這種房子是四層磚混結構，蘇式密排木屋架坡頂，樓板為30厘米厚的預制混凝土方孔板，樓板和墻體都薄，隔音效果很不好，“隔壁有兩個小男孩，淘氣得不得了，三天兩頭哭鬧還不算，經常用釘子在兩家共用的墻上敲一個洞，小孩子好奇心重，好想看看對家在干什么，我母親發現了，就拿面團塞住，過兩天又被捅掉了，就再塞”。
　　
　　“標準化”最直接的動力是滿足解放后日益膨脹的人口與隨之膨脹的住房需求。北京建筑設計標準化辦公室主任林晨說，要在有限的空間安排下盡可能多的人。這樣的居住現實和居住的空間背景有點類似解放前的上海——那種閑適生活其實在現代化面前變得特別脆弱，與北京相比較，上海其實早就形成了普通市民居住的集約化。
　　
　　同樣是在1949年到北京參加工作的北京規劃局高級顧問張敬淦1921年到1948年在上海的石庫門渡過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時代，“上海的租界被洋人和富人居住，普通老百姓都擠到了石庫門這些民居里，盡管那時整體上的人口遠沒有達到后來的壓力，但這種人為的空間分割在事實上造成和后來其他城市因人口膨脹所形成的相似局面。”張敬淦親歷了上海老房子里“七十二家房客”的時代，他說，“石庫門的老房子倒是很好找，一排從頭上第一家是1號，排到20號，就開始叫20弄，每條弄里面至少要住二三十戶人家，多的要住上百戶人家，真是雞犬之聲相聞，每家的院子進去有一個狹長的小天井，也分正房和東西廂房，但空間利用率非常高。”張敬淦回憶，他們家正房后面是一個通向二樓的樓梯，在一樓半的地方有個朝北很窄很小的“亭子間”，一層和二層之間還有一個閣樓，就是在樓梯上開個門，后來加住進來一戶人家，又在二層也搭了一個閣樓，“亭子間”的下面還開了一個房間，“這些在原本現有空間下多隔出的空間甚至多的時候要有一家人住在里面，有的房間拿布簾隔開，分兩家住。”他說，“一家人所有的活動都在一個房間里完成，根本沒有任何私密性可言，上廁所也在房間里，不過就是找一個隱蔽點的地方，拿布簾子遮一下。所以家與家之前的干擾也相當大，張家吵架李家聽得一清二楚，碰到關系差一點的院子，家庭私事很容易變成街談巷議四處傳播。龍骨鋪的地板本身就不隔音，加上空間被盡可能地縮小，樓上一點點走動樓下聽得清清楚楚。”張敬淦笑著說，這種居住狀況可能也是造成上海人斤斤計較的原因，“比如，樓梯間是黑間，要安燈泡，不是一個燈用電大家攤，而是一家一根電線一個燈，誰家用開誰家的，用完了下樓再關掉，如果開了別家的燈也是容易引起糾紛的”。“人多住房緊這種矛盾就很難避免”。
　　
　　趙景昭說，1959年前后住宅建設時代的原則是“談適用，不談舒適”，要求“住得下，分得開”，“這家人能住下了，如果這家有個女兒長大了，要能分得開，所以當時的房型以最緊湊的2室戶為主”。
　　
　　這兩條原則也成為“工業化標準”里的“社會標準”被推諸廣之。“許多人的居住問題得到了及時的滿足。”林晨說，但也相應失去了中國人傳統居住中的很多“舒適性”因素，“‘標準化’強調減少‘構件規格’，所以當時的一批住宅只用了3。2米一種開間，6米一種進深，1959年根據北京總體規劃的每人居住面積9平方米的住宅指標，我們設計了八種住宅的平面方案，編制了39套組合體，大部分是四層磚混結構，比較流行的五開間三戶主導了國內住宅很長時間的設計格局，但這種以個人面積底線為前提的設計帶來的一個致命的問題是中間單元沒有穿堂風，這恰恰是中國傳統民居最不能容忍的地方”。
　　
　　被懷念的老房子
　　
　　北京首席中式住宅“觀唐”的老板、清華紫光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呂大龍說，“四合院一家住就叫豪宅，10家住就叫大雜院”。
　　
　　照這樣來劃分，張敬淦出生時的老房子肯定屬于前者。他說他關于中國傳統居住的記憶都來自那里。張的祖上是杭州知府，在當時的松江府（現在上海市的松江區）置了一些田產，蓋了幢大宅院，“是典型的江南民居，七開間，十幾進”。張敬淦說，在功能上和北京的大四合院基本相同，進大門后便是第一道院子，南面有一排朝北的房屋，類似于四合院的倒座，通常作為賓客、男仆居住，或書塾，或雜間，自此向前經過二道門才進到正院，院子里是很大的一棵桂花樹。過了院子是廳，廳又分正廳、餐廳和會客廳。二進三進之間也是一個很大的門，相當于四合院里垂花門的作用，是內宅與外宅（前院）的分界線，這道門起屏障作用，保證內宅的隱蔽性。從邊上可以上二樓。最后是一個竹園子。
　　
　　“我母親是新時代婦女，上學校，學的是養蠶，就在院子里種了不少桑樹，每年都盼著打甜桑葚吃。鄰居家的小孩也到院子里來玩，打下的桑葚不洗就吃，弄得一嘴紫色。”張敬淦離開老家快60年，講起這些老房子里的童年還充滿著向往。
　　
　　“從祖上開始，這套祖宅就由長房系統來管理，到我父親手里，他復旦畢業后到上海做中學教員，很長有時間委托別人代管家業。”張敬淦說，可是一解放，問題就來了，這么大的房產怎么定性，“1949年，我到北京工作，參加革命，要填表，家庭成分不知道怎么填，后來專門有人去老家調查，因為我父母當時的工作都還有不低的薪水，結論是我們出租房屋和地租收入占我們家總收入的5%到6%，算不上地主，這套祖宅才逃過了被沒收充公的命運。”“最后我家庭成分填的是自由職業，個人成分是學生。”
　　
　　來北京前，張敬淦在上海念書，就住進了石庫門，只有暑假才會回老家，“簡直是兩個世界”，張說，“上海那么擁擠，狹小，一回老家，大得不得了，甚至根本用不了這么多房子，居住對我們這一代中的很多人來說，都是這樣分裂的。”“房子和命運一樣，都是被規制好的”，他說，讓他備感懷念的是有院子有竹園的老房子永遠沒有辦法遷置上海，也沒有辦法遷置北京。
　　
　　不光如此。當他從上海到了北京之后，好的居住同樣是個奢侈的愿望，并且這個大城市也正在為他這樣的新進人口的居住問題頭疼不已。
　　
　　被“擠爆”的四合院
　　
　　丁艾家的四合院為什么要換地磚？就因為本來隔潮很好的家里到雨季滲水滲得厲害，查了一圈才弄明白是那個“氣眼”被堵住了，她說，“當時四合院的住戶越擠越多，每家的人口也越來越多，就都借院子的后墻加蓋屋子，屋子的地基原本比院子高，他們要加，就要做一個和臺階一樣高的地基，這一來，‘氣眼’就被堵在里面了”。
　　
　　丁艾家的四合院在50年代成了大雜院，最多的時候，有五六十口人擠在這原本給一家人住的院子里。丁艾說，住在東廂四間房的一家三代人，奶奶、兒子、兒媳、還有6個小孩，“堵住‘氣眼’的房子就是他們家蓋的，因為四間屋實在住不下了”。
　　
　　丁艾的家可能還不算擁擠的。到80年代末北京危改試點工程開始，一些四合院居住的擁擠程度，當年參加危改工程的北京建筑設計研究院住宅設計研究所原主任、建筑師黃匯回憶說，“當時城規控制建筑高度限四層，容積率限1。15，而拆遷小后倉胡同，人口居住密度之高，以至于如果把可能建造的全部住宅都還給原住戶，每戶平均也僅能得到46平方米，當時一般職工分配住房的標準為平均每戶56平方米，而這些四合院住戶每戶的人口都在十來個人左右，你說這個胡同里的四合院在漫長的二三十年里一直擠著多少人？”
　　
　　丁艾說，和她家一樣，四合院的擁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幾次擠進居民的歷史時期，1949到1953年為第一次，當時是大量的進京軍隊及軍隊家屬、政府工作人員以及農村土地革命逃亡出來的地主富農，還有就是災荒與水荒中的難民。1957年“經租”政策出來后，胡同內的獨門獨院很多都變成大雜院，因為消滅房產私有，私房主被要求交出11到12間自留房之外的房屋，給那些貧苦的無房人口居住。到了“文革”，房管局接收了所有私房，很多軍代表與工人階層住進了胡同，四合院的人口壓力又陡然增加。
　　
　　寧靜而中國式的四合院生活被打破，不光是丁艾這些從胡同里長大的人居住歲月中的疼痛，也是這個國家和城市發展中轉型的陣痛。更重要的還是發展中的問題。張敬淦說，1953年中國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其實當年計劃生育的壓力還不是很大，完全是由遷移人口帶來的。北京成立了新部委，每個部委下面成立的機構，都要從外地大批調集人才，引進人才的條件首先是要解決居住問題”。“就地蓋房已經開始，但畢竟需要一個周期，于是舊城的四合院就成了用人單位的一個不二選擇。”張敬淦就是這批最早調入北京的技術人員之一。他與同他一起從上海來北京的同事住在單位給的宿舍里，兩個人一間房，十二三平方米一間，就是在白塔寺附近的一所四合院，“這所四合院的門面是一個大當鋪，我們住的是廂房，當鋪叫‘永存當’，我們當時幾個人開玩笑說，‘我們要被永存’了，這輩子出不去了”。
　　
　　四合院的壓力在接下來的幾年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到了要被“擠爆”的程度。涌入北京的人口還在持續增長。趙景昭說，建國以前，老北京城1350萬平方米住宅住了不到100萬人，現在一個區都要60萬人。“從七八十年代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書記處，關于北京城市建設的方針和規劃曾經做過6次書面的指示和批復，其中對北京城市人口明確規定的就有兩次，最初規定市區人口控制在400萬左右，但結果看，北京的每一次人口控制都失效了，為什么？”張敬淦說，“建國后，北京開始在老城里搞工廠，準備把它從消費型的城市轉向生產型城市，各種工業項目不加選擇、不加限制地紛紛上馬。北京原有的工業結構的調整，由于在相當長的階段只采取了加法而不是加減法并用，就是主要發展薄弱的產業，同時并未壓縮應當壓縮的產業，所以工業規模不但沒有控制住，甚至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而且重工業在繼續發展。北京過去搞老三件——自行車、縫紉機、手表；老三件不行了，上新三件，彩電、冰箱、洗衣機”，“關鍵是，人來了，住房從哪里來？”
　　
　　在張敬淦看來，許多城市犯了這種發展中的通病：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急于發展，引起諸多后遺癥。中國人的居住成為首當其沖的對象。他說，四合院見縫插針建小工廠，并開始安置更多居民進入，有些房管所為了往院子里多安置人，就在后跨院里修建排房，現在看到的青磚紅磚，上面是平瓦的，都是那時搭蓋起來的。“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城內的問題就是市政欠債越來越多，電力電信與上水基本解決，但下水還是使用著清末與民國的設施，沒有下水系統，都用滲井，就是挖一個幾米深的洞，填上泥沙，靠天然的地滲來排生活污水，在建造新的下水系統時我們統計過，全北京四合院有27000口滲井還在使用。”
　　
　　這個時候的四合院顯然就不再是庭院深深的棲居之地，早已成了“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大雜院了。丁艾說，她家的五口人，幾年間孩子都長大了，1976年知青返城，找到工作的有了單位分的房子，沒有工作的就回到院子里來，也到了該結婚的年齡，沒房怎么辦？就再充分利用四合院院子的空間，把院子里種的丁香、海棠拔了，在父母的房子旁邊加蓋房子。80年代燒煤氣，紛紛搭廚房。她說，她們家還算好的，“更多的四合院，里面又成了一個小胡同了”。
　　
　　四合院所講究的日曬、采光于是被解決人們基礎住房擠得蕩然無存。一家4口在這樣的雜院里住了30年的北京人謝其章說，“我們當年住在一個大雜院的頂旮旯，出門迎面就是人家的山墻，于是每天上午9點到11點之間，是我惟一能看到陽光的時辰，那陽光被山墻和廚房擋著，遙遙地投在我的白墻上，只有一線，想想，真是30年如白駒過隙。”謝告訴記者，“從這間大雜院搬到新居，雖然也只是70多平方米的房子，兩口子迫不及待連續7個晚上把墻刷個大白，還趕了個新潮從西單商場買的地面鋪的地板革，8塊錢1米，“新房子也沒法南北通風，朝向也不太好，但好歹算是個新家了”。
　　
　　丁艾說，“原來每家四合院種的石榴、丁香這些植物和大棗樹差不多都所剩無幾了，現在大雜院里最常見的香椿樹、大楊樹和核桃樹都是80年代‘號召植樹’運動中引進的樹種，就這幾種，沒什么可選擇的”。丁艾家東屋門口的4棵楊樹樹干已經空了，“搖搖欲墜，怕風一刮倒了砸壞屋子，前年給園林局打了個電話，他們派人來把樹干鋸下了，拿大鐵絲綁了綁。”丁艾帶著夾雜著幸運的惋惜口吻說，“不過，現在能一家人住一個院子，院子里還有樹已經不錯了。”
　　
　　“失去的”居住
　　
　　在北京第一次“住房難”出現和幾乎北京舊城的所有四合院“添丁增口”的同時，北京也進入了一次住宅建設高歌猛進的時代。“政府的確不斷在想辦法，增加居住房供應量。”林晨說，“從1949～1978年的30年，北京新建住宅面積2953。053萬平方米，超過了舊城原有住宅面積的兩倍以上。”
　　
　　盡管這里面大量的住宅帶著濃厚的計劃經濟體制味道，像1950年左右北京加急興建的一批磚木結構平房住宅，坐北朝南，成行排列，被人們稱為“兵營式”。趙景昭說，“1960年公社化運動，北京在東城、西城、崇文設計建造了三棟‘公社大樓’，以二室戶為主，每戶有衛生間，沒有廚房，因為樓下有公共食堂，托兒所和活動用房，‘公社化’集體食堂解散，結束了住宅設計沒有廚房的歷史，對原來所有沒有廚房的住宅進行了一次全盤改造。1965年學大慶‘干打壘’、‘先生產后生活’，設計了31套‘簡易樓’圖紙，蓋了一大批簡易樓，簡易門窗，無紗窗，無衛生間，不用磚砌墻，用木板中間加土，再夯，這樣能省不少錢。于是蓋了一批‘窄小低薄’的樓房”。但政府為此支付了大量國家財政，廉價而簡易的住房也讓政府背上了極為沉重的“住房包袱”。這筆錢龐大到無法計算，僅根據1992年統計，全國12億平方米的公房，即使按每平方米120元的建筑價格計算，也有上千億的資金在里面。
　　
　　“‘簡易樓’、‘筒子樓’同樣是當時政府在錢袋緊張情況下的無奈之舉。”張敬淦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層高”理所當然成為中國后期住宅建設犧牲掉的品質之一。
　　
　　“1978年，鄧小平視察前三門住宅樓時，強調設計要考慮住戶方便，同時提出了要‘降低住房造價’的要求。”趙景昭說，當時絕大多數建設者的意見是，在不增加投資或適當減少投資的條件下，以適當降低層高來擴大使用面積，“我們傳統民居的層高一般都在4米以上，因為中式住宅的建設者普遍認為，房屋層高越高，室內高低處溫度的溫差越大，空氣對流越好，人體感覺越舒適，當年國家標準規定的層高是2。9米”。“后來經過論證，認為保持每戶投資不增加的前提下，層高降低20厘米，每戶可增加3個平方米，這樣定下來之后，北京將多層住宅的建筑面積標準由每戶53平方米提高到了56平方米左右。”“北京因為緯度低，冬季日照在12月22日冬至前后只有26度30分，所以早期蘇聯專家推薦的四層住宅單元，層高上定為3。3米，是考慮到房間日照時間采光效果的，但大幅降低層高，又增加住宅密度后，許多居民樓的采光都受到影響。”
　　
　　如何重回到在“三間五進”的大院子里看四季變遷？趙說，“房子越蓋越高，建筑材料從磚混到大模到輕體框架結構。以前中國傳統的木結構房子，建造時要選東北的紅松黃松，特別是椽檁講究的都要使老黃松，太陽一曬就流松油，好房子要‘磨磚對縫’，就是把老磚對老磚磨，砌的時候，拿糯米加白灰混的漿水滲進去。”“至少現在，多數人居住的房子是不會這么去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