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未富先懶？因為既得利益集團阻礙了他們的進一步發展壯大。
　　
　　中國的改革自上而下，高層開明官員是30年改革開放之龍頭，龍頭帶動龍身，飽含個人發展欲望的城市與農村貧民跟從，改革開放因此波瀾壯闊。2007年，《新周刊》為中國人的欲望排榜，“更多的錢”高居首位。求發展、謀富裕是30年國人個人發展的主題關鍵詞。
　　
　　30年改革之路近半，當年的高層要么年事已高，要么權力財富在握，斗志消減。更可怕的是，他們極有可能因獲取壟斷利益、社會主宰權力與話語權，成為進一步改革開放的絆腳石。龍頭慢下來，龍身的步伐也隨之停滯。而且既得利益者勢力之強，操控范圍之廣，已阻礙了企業或個人的向上提升。“未富先懶”成為上行遇阻社會的最常見景象。
　　
　　一些官員未富先貪。河南商城、寧夏涇源、安徽潁上等國家級貧困縣相繼成腐敗高發區，官員貪腐之惡劣程度，較發達縣市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59歲現象”早已過時，取而代之的是“35歲現象”。靠這樣的貪腐官員，如何領導改革開放步入深水區？
　　
　　在與國企央企的較量中，民營企業未富先敗，曾是改革開放主力軍的企業家們發現“天花板”無處不在。沒有政府的保護與銀行的扶持，在每一次經濟危機和宏觀調控面前，他們毫無自保能力。國家4萬億的投資投放下去，獲益者皆為國企央企或背景企業，民企連殘羹剩水都分不到。聰明的企業家如萬科王石、蒙牛牛根生，為自己戴上了“紅帽子”，倒霉的只能被國企擠壓得空間全無。2009年9月，虧損的山東鋼鐵為何能收購盈利的日照鋼鐵？因為前者為國企，根正苗紅，收購身為民企的后者，名正而言順。
　　
　　民營企業家選擇了未富先撤：產業投資利潤微薄而風險巨大，他們只好將資金轉移至國外，在海外花天酒地，宗慶后就是這么做的；要么轉戰于國內房市股市，山西煤老板與溫州炒房團——中國最赫赫有名的兩大炒房主力軍，前面遭遇國進民退式堵截，后面是產能過剩的圍堵，惟一的出路只能在房地產領域了，再配合央企們圈地為王的動作，房地產市場再一次被種下被惡炒的種子。
　　
　　回歸到個人層面，那只能未富先墮了，如今再也不是那個“隨便放槍都能打死一排鹿”（胡潤語）的年代了。創業不如就業，就業不如被就業；經商不如做公務員，升官必然發財；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買不起房。
　　
　　對于這一代年輕人來講，社會資源早已被侵占完畢，上行既然無望，不如自行墮入下流社會：以前是窮忙，越窮越忙，現在是窮懶，越懶越窮；以前是勤勞而不富有，現在則是小富而不勤勞；以前是創富，如今是創閑。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混搭犬儒主義，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上行遇阻的社會
　　
　　為什么上行遇阻？因為新的社會不平等正在出現，起點的不平等造成了結局的不平等。
　　
　　身處改革開放前30年的中國，人人都被上行之社會所裹挾，有意無意展開個人與國家命運的快步走。個人生涯與國運密切相關，人人積極進取，個個都有上升空間與成長機會，天生都是于連·索黑爾與了不起的蓋茨比。
　　
　　這30年中國個體命運的詭譎波折，為近300年內所僅見：首富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今年首富，明年階下囚；是金子總會發光，長江后浪推前浪，一波還未過去，一波卻又來襲；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和一夜風流的活劇日日都在上演。你完全可以指責其過程的粗鄙、簡陋與荒謬之處，但無可否認：那種種渴望改變個體命運的蓬勃意志、種種天馬行空的奇思壯舉、代表自由精神的觀念激烈碰撞，是前30年所留下的最寶貴財富。
　　
　　中國的改革史就是一部權利的收放史，“放”是主旋律。改革開放，放權讓利，放開搞活，都有一個放字。收放主要指政府與民眾權利邊界的調整。放，就是放權，擴大自由。收，就是收權，縮小自由。中國的經驗是“一放就活，一收就死”。但眼下的現實卻是國家的權力邊界越來越大，個體的個人空間越來越小。
　　
　　國家機構越來越臃腫，壟斷國企越來越強大。期待中的“大部制改革”幾度難產，數次機構改革之后都難逃“精簡—膨脹—再精簡—更膨脹”的惡圈，中國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養育了世界近1/4的人口尚不算難事，難的是30年近9%的GDP增長，數倍于9%的財政收入增長率，尚難以支撐這個世界上隊伍最龐大、最人浮于事的官僚體系。
　　
　　經濟海嘯一來，財政收入吃緊，地方政府除了賣地就是賣地，稅務總局高喊“加強稅收稽查力度”，明眼人都明白：又一場剪羊毛運動開始了。央企等國家隊有天然免死金牌，受傷的依然是中小企業和中下階層。不要談還政于民了，更容易些的還產于民都難以實現：土地名為國有，卻以高價賣給地產商，開發成房子賣給老百姓還要課以重稅。
　　
　　壟斷國企打著“發展民族經濟”的旗號，干的卻是與民爭利的事情。中移動日賺3。1億元，工商銀行成世界最賺錢銀行，靠的都是壟斷這塊牌牌。
　　
　　中國是一個精英性特征極其明顯的國家，社會資源和利益被少數精英集團所壟斷，那種遵循“沉默的大多數”原則所提煉出來的共同體，則面目模糊，話語全無。珠三角的民工月薪十幾年來名義上都未見提升,更何況實際價值的下降！這直接決定了一旦失業,他們還是農民,只能離開他們辛苦建設和精心維護的城市。
　　
　　至于商家、媒體和社會學家熱衷的“白領”、“金領”、“中產”等美麗標簽,在脆弱現實面前,看上去似乎是個誤會。的確,中國中間階層正在浮出水面,但其上行之途,困局重重,對于這些上行社會的生力軍來說,從畢業到工作,從成家到養家,從結婚到生子,從接受教育到找工作,從買房到生病,他們面臨大大小小的上行阻礙：如戶籍和行政管理制度陳舊、企業用人制度落后、勞資關系緊張、醫療費用昂貴、社會保險保障嚴重缺失等等。
　　
　　顯而易見的現實是：近10年來,伴隨著房價市場化、醫療教育產業化、社會保障空白化,大多數中國人的大半生辛勞所得,已被銀行、房地產商、教育部門、醫療部門悉數拿走。的確,社會學家所談的理想中橄欖型社會要求更多的中間階層,但在上行中的中國,這個還沒真正到來的中間階層正在開始集體下沉。
　　
　　階層板結的社會
　　
　　為什么階層板結？因為社會機制出了問題。
　　
　　我們曾經自豪于新中國頭30年時期的無階層差別：依靠歷次政治運動,中國社會形成了簡單而差異不大的兩個階級（工人、農民）和兩個階層（干部、知識分子）,這也是一種板結的、超穩定的社會結構。我們也曾興奮于改革開放后30年階層混亂時期的活力景象,所謂“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雞蛋的”,那種社會布朗運動的無序狀態是創業者、野心家、天才和自由主義者誕生的豐富土壤。
　　
　　但不過30年,又不得不面對社會流動板結化、社會結構固定化的難題：改革開放把工農兵學商變成了現在的十大階層,但其中的真實邏輯卻如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言,中國又重回古代到現代以來一直沿襲的“潛水艇夾肉面包的社會結構”：上面一層是沒有明顯差異的龐大官僚體系,底下一層是沒有明顯差異的農民,二者之間其實一直缺乏一種比較精確有效率的制度來進行“數目字上的聯系”,中間階層始終難以出現。
　　
　　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集團化是當下現實。社會的垂直移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水平層面的移動,MBA班的精英們身家數以億計,廉租屋的鄰居們只求溫飽。權力可最終轉化為財富或名聲,反之亦然。不然你何以解釋重慶黑社會窩案中的夜總會“警方干股”,或華誼李冰冰僅為別人1/50的持股成本？
　　
　　在欠缺社會保障與公平補償的社會機制之下,貧富差距的加大,只會導致階層的分化乃至板結。財富分化進而影響到包括教育、居住環境、休閑、視野在內的諸多資源,階層落差從一代人過渡到下一代人身上,財富和貧窮都將被世襲。
　　
　　贏者通吃（更準確的說法是權者通吃）的邏輯則讓競爭者難以在同一個平臺上競爭：官二代富二代從一開始就享有最好的教育、醫療、生活資源,而農二代貧二代卻只能為最微薄的資源奮斗,甚至連平等地占有食物、水和空氣的機會也失去了。在一些污染嚴重的地區,富人們可以自由遷徙,窮人們卻只能被動接受。顯然,他們既沒有生存權,又欠缺發展權。
　　
　　為數不多的幾種上行躍升方式也看似機會渺茫：高考看似公平,卻也有貓膩（重慶高考亂加分案）；大學學費越來越高,已足以讓農家子弟卻步；而畢業之后依然前途未卜,創業無門,欠缺經驗、資金和技術的扶持,“空手套白狼”似的神話再也難現；報考公務員難于上青天,沒有權力背景,你亦難以在官場獲得擢升；貌美的女子可以通過婚嫁來改變命運,但每個人總有保質期,你不見90后都出來混了嗎？
　　
　　連影視劇也開始心態炎涼起來：臺劇韓劇寶萊塢里常見的丑小丫邂逅王子、窮小子與富家千金私奔的橋段從來欠奉,有的只是孔雀男配鳳凰女的人間悲劇,其潛臺詞不言而喻：門當方可戶對,浪漫總要建筑在物質之上。
　　
　　當然你還可以中中彩票實現財富夢,但不透明的彩票黑幕讓這一平民的最后希望都籠上陰影。貧富分區居住的倡議一出爐,就招致眾口非議,但事實正在形成：中國的貧民窟甚至更難走出百萬富翁,留給他們的資源和機會,已經不多。
　　
　　適逢舉國同慶60大慶,展望下一個60年之際,“未富先懶”是慶賀聲之外的非主流之音。前30年的奮斗勁頭,悄然萎靡。不解決龍頭不舞、龍身下陷、龍尾沒奔頭的局面,遑論大國崛起,大國民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