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不時出現“回家過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陋習”（羅永浩語）這樣的激烈反對聲音，年還是要過的。而社會在變，生活在變，人也在變，相應的，過年的方式也在變。
　　
　　在寫于1935年的《記元旦》一文中，林語堂描述了自己從拒絕舊歷新年到敗給傳統習俗的心路歷程。他先是堅決地表示，“我的科學意識叫我不照舊歷過新年，而我也答應我不會”，然而，從仆人送來一碗臘八粥開始，他已經感覺到舊歷新年的到來。而讓他一發不可收地勾起對舊歷新年美好記憶的，是一盆從福建老家送來的水仙花。
　　
　　“我不覺回憶到我的童年。當我接觸到水仙的香味，我的思想便回到那紅對聯，年夜飯，爆竹，紅燭，福建蜜橘，早晨的道賀和我那件一年只許穿一次的黑緞大褂。”水仙花的香味讓他想起家鄉的蘿卜糕，他特意去北四川路買了“二斤半一籃年糕”回家。吃著油煎年糕，水仙花的馥郁香味充滿著屋子，最后，鄰居的爆竹聲讓他從頭腦和心志的心理沖突中驚醒過來——“它們是有一種歐洲人所不能體會的撼動中國人心的力量”。
　　
　　他叫來自己的孩子：“阿經，拿去給我買些高升鞭炮，撿最響最大的。記住，越大越好，越響越好。”“于是我便在爆竹的‘蓬——拍’聲中坐下吃年夜飯了。而我卻好像不自覺的感到非常的愉快。”
　　
　　禁令歸禁令，老百姓還是按老規矩過自己的年。
　　
　　林語堂拒絕過舊歷新年，是有前因的。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后，宣布改用公歷，并將這一天定為民國元年元旦；到了1914年1月，北京政府內務部提請“定陰歷元旦為春節”。至此，原指陰歷歲首的“元旦”和“新年”，被用來指公歷1月1日，而陰歷歲首改稱“春節”——我們過春節，其實也只有100年歷史。
　　
　　在推行新歷、廢除舊歷上，南京國民政府一度很激進。1925年1月1日起實施的《實行陽歷新年的辦法》規定，陰歷新年之拜年慶祝等，均移在新年舉行。1930年，國民政府重申：“移置廢歷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種禮儀點綴娛樂等于國歷新年：（一）凡各地人民應將廢歷新年放假日數及廢歷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種禮儀娛樂點綴，如賀年、團拜、祀祖、春宴、觀燈、扎彩、貼春聯等一律移置國歷新年前后舉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執著于舊歷新年，被視為“不曰頑固，即曰反對民國”。林語堂這樣自稱“新派”的知識分子，當然要表示自己不過舊歷新年的決心。然而，禁令歸禁令，老百姓還是按老規矩過自己的年。“大都市的民眾在‘國歷’一月一日雖然要虛應故事，在大門上貼一副變像（相）標語的春聯，而大門以內卻若無其事，照常生活。一到‘農歷’的臘月，小康之家從二十三日送灶起便忙碌起來，一直到正月十五夜元宵以后，才在筋疲力盡的情形下，結束了過年的變態生活。”記者伊弁在刊于《世紀評論》第一卷第六期的《過年》一文中這樣寫道。
　　
　　1934年年初，國民政府停止強制廢除陰歷，不得不承認“對于舊歷年關，除公務機關，民間習俗不宜過于干涉”。林語堂的《記元旦》寫的就是禁令取消之后的第一個舊歷年。巧合的是，一向表示不過年的魯迅也在此時表示：“十多年前，我看見人家過舊歷年，是反對的，現在卻心平氣和，覺得倒還熱鬧，還買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你過你的年，他過他的年，不想過年也完全沒問題。
　　
　　近年來，不想或者不敢回家過年的人是越來越多了。想開了，干脆不回家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想回而不敢回的，也就是所謂“恐歸族”。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2011年春節前做的一個調查顯示，41。1%的人認為自己是“恐歸族”，而過年不想回家的原因，69。4%的人選了“不能衣錦還鄉，面子上過不去”。
　　
　　“恐歸”的糾結在于，在理智上，知道春節很重要，父老鄉親盼著自己回去團聚；但情感上，實在不能接受回家后需要面對的一切：被問收入、被問有男/女友沒、被問什么時候要小孩……反向思考一下，如果傳統的“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改成“不回家，照樣過年”，是不是就可以不再糾結回不回家呢？
　　
　　曾有人撰文提出：“恐歸族”的誕生，“或者可以催生春節文化的新因子，如果合理引導，會更加豐富春節文化的內涵，使古老的春節煥發出新的活力”。既然“恐歸”，那么，“不歸”是不是可以成為一種新的過年方式？比如，帶上父母出門旅游，一家人在路上，快快樂樂把年過了。或者把父母“誘導”成姚志德、紀經書夫婦那樣退休后環球旅行的生活家，他們玩他們的，你們玩你們的。
　　
　　過年快不快樂，重要的還是心態。像魯迅那樣，一向不過舊歷年，但在有了一定閱歷，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他心平氣和地接受了這個節日：“今年卻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買花炮，夜則放之，蓋終年被迫被困，苦得夠了，人亦何苦不暫時吃一通乎。”而且，你過你的年，他過他的年，以前不想過年現在忽然想過，沒有問題；完全不想過年，也沒有問題。就像梁實秋的父親，在20世紀初期說出的話：“我愿在哪一天過年就在哪一天過年，何必跟著大家起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