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
　　
　　我叫王子禾，生于1980年。我父母都是西安高校的教職工。我的母親劉清蓮，1954年生，一輩子都在校圖書館工作。在我的記憶中，劉清蓮是個風風火火的潑辣女人。
　　
　　那時候我們住在高校分配的筒子樓，左鄰右舍都是父母的同事。20世紀80年代初，糧票制度還沒有取消，鄰居們總會把糧票悄悄交給劉清蓮，然后劉清蓮隔三岔五夾著一包糧票神秘兮兮地出門，不知去哪兒把糧票換成錢。那時面值1斤的糧票能換1角錢，劉清蓮再用換來的錢從遠房農民親戚手里買低價的新米，一斤新米只要8分錢，還搭送一紙袋江米條。一來二去，一斤米就省下了2分錢。
　　
　　當時我家隔壁住的是孫教授。那時候的工資都是分級且公開的，孫教授家兩口子每月工資138元，我父母的加起來每月126元。劉清蓮一直覺得孫教授家條件更好，每月多出12元收入，內心有了“階級差異”。劉清蓮一直想方設法填補這12元的“鴻溝”。
　　
　　劉清蓮擅長動手。家里的鞋架是劉清蓮用紙箱改的，蜂窩煤也是劉清蓮自己用手捏了晾的。整個筒子樓的人都知道，老王有福，娶了個會持家的好老婆。
　　
　　我一直覺得自己家是全院子最窮的，直到1986年，一切突然改變了。1986年是劉清蓮最自豪的一年，她后來足足念叨了半輩子。也從那一刻開始，我明白了劉清蓮省吃儉用的意義。
　　
　　那是夏天的一個午后，劉清蓮和父親的幾個同事一起搬回了一個大箱子。放下箱子后，劉清蓮慷慨地切了一個大西瓜，分給在場的每個人。大家圍著箱子一邊吃西瓜，一邊大聲地聊天，每個人都很興奮。后來我才知道，箱子里裝的是一臺彩電，一臺帶遙控器的18英寸的松下彩電。
　　
　　我家成了全院子第一個有彩色電視機的家庭。從那之后，我們成了院子里最闊氣的人家。盡管燈泡還是15瓦的，但這并不影響我家門庭若市。后來幾十年，劉清蓮都為這臺彩電感到自豪，她總是說：“這就是節約的好處。”
　　
　　20世紀90年代
　　
　　20世紀90年代初，我父親評上了高級職稱，終于拿到了和孫教授一樣的工資，每月400元。劉清蓮依然在學校圖書館工作，月薪280元。這些錢都被劉清蓮小心翼翼地存在銀行里。
　　
　　我們搬出了筒子樓，搬進了單元房。孫教授一家住在我們樓上，我和孫教授的兒子孫猴是同學兼最好的朋友。
　　
　　那時，我和孫猴就像兩個混混。我們在同一個班，放學以后就一起滿城晃蕩。
　　
　　1993年，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上映了，轟動一時。據說平日5角的票被炒到5元。我和孫猴急眼了。且不說5元對我們來說是筆巨款，而且就算湊到錢，我們倆也沒有路子去搞票。于是我們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逃票！
　　
　　某天放學后，我和孫猴在電影開場時借著人流的掩護從地上摸著爬進了和平電影院的大廳。然而，進去以后并沒有我們倆的座位，我們就坐在逃生門旁的地上。可惜電影還沒開演，我們倆就被一束手電筒的白光照得睜不開眼，被管理員抓住。
　　
　　之后我們被管理員帶到了辦公室，他讓我們聯系家長來接，我們只能灰溜溜地給家長打電話。不久，劉清蓮就出現了。還沒等我看清劉清蓮的表情，已經被一個大巴掌打得眼冒金星。
　　
　　“你長本事了，這次丟人丟到社會上了！”劉清蓮指著我的鼻子罵。“你不是最愛省錢了嗎！我這不是幫咱家省錢嗎！”我辯解。
　　
　　“你還有理了？”劉清蓮聲色俱厲，“我省錢光明正大，你這叫偷雞摸狗！”我被拽著耳朵拖出了電影院，一路上劉清蓮都鐵青著臉。
　　
　　晚上睡覺前，劉清蓮推門走進我的房間，表情和緩了很多，手里還捏了5元錢。“你真想看就買票去看吧。”她把錢放在我的桌上，“你記住，省錢和占便宜是兩回事。”她放下錢就轉身出去了，關門時又留下一句，“我是愛省錢，但我從來不占便宜。”
　　
　　2008年
　　
　　1999年，父親已經是西安高校的正教授，月薪也達到了2000元。劉清蓮依然在學校圖書館四平八穩地工作，月薪1000元。這一年，我考進了中國人民大學，孫猴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本科畢業后，我又留校讀了研究生，后來留在北京的一家信息技術企業工作。
　　
　　從1999年到2008年，我在北京度過近十年光景，劉清蓮竟從未來看過我。也是在2008年，劉清蓮退休了。她告別了自己三十年如一日守望著的校圖書館，以每月1800元的退休金闊別了安靜的職業舞臺。我想，是時候讓劉清蓮來北京看看了。
　　
　　我在網上搶到了兩張奧運會比賽的票，拳擊比賽四分之一決賽，屬于很熱門的比賽。我興奮地給劉清蓮打電話，說這個夏天你來北京吧。劉清蓮卻拒絕了。我讓父親幫我做工作，但幾天過去，父親的勸說工作毫無進展，劉清蓮死活也不愿意離開西安半步。
　　
　　正當我準備約別的朋友去看奧運比賽的時候，劉清蓮突然主動給我打了電話，說她要來北京。她突然的轉變讓我驚呆了，我想一定是發生了什么。“孫教授去世了。”父親在電話里沉痛地告訴我。
　　
　　孫教授幾十年來一直是父母的近鄰和摯友。相對于我們家的節約，孫教授一直比較想得開，老兩口這些年常常出門旅游。孫猴在北京結了婚，老婆前不久懷孕了。孫教授老兩口聽到好消息就沖到了北京。正準備安享天倫之樂時，孫教授的身體卻不好了。趕到醫院一查，肺癌晚期。從確診到去世，只有兩個月時間。
　　
　　去世前兩天，劉清蓮和父親去探望孫教授。也許是回光返照，孫教授那天紅光滿面，撐著精神聊了很多。孫教授說，事到如今，他已不畏死，所幸此前也沒有辜負歲月，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再無遺憾。“我最慶幸的事，就是在我查出生病之前去了趟北京，和兒子一起住了幾天。”孫教授拉住劉清蓮的手說，“小劉啊，世間萬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唯有家人團圓難再得。”這句話成了孫教授留給劉清蓮最后的話。
　　
　　2008年8月初的一天，劉清蓮啟程進京。
　　
　　周末我帶劉清蓮去崇文門新世界商場。我能看出她是快樂的。她臉上表情舒展，安靜地走在我的身邊，我想象得出她當年走在父親身邊的樣子。剝去歲月的老繭，原來的她，應當是個秀雅清麗的女子。
　　
　　我想買東西給她。我多么希望她能透過櫥窗看到一條心儀的裙子，然后走進去像個孩子一樣舉著裙子在鏡子前面旋轉，愛不釋手。然后我就可以在一旁夸贊她不輸歲月的美麗和優雅，再瀟灑地掏出信用卡，在收款機上方畫出一道任性的曲線。
　　
　　但現實總是事與愿違。每當我看到一家適合她的店鋪，試圖帶她進去，她就會用一股強大的力量把我拽回來，說：“不看不看。”我們就像視察建筑空間一樣把商場上上下下走了一遍，一家店都沒有進。
　　
　　后來趁她去洗手間排隊的時間，我的一股不甘心涌上后腦，轉身走進一家女裝店，看到中央模特身上穿著一件紫紅色連衣裙。我想象劉清蓮穿上它會多么端莊。我叫來營業員，簡單形容了一下劉清蓮的身高、體型，然后就付了賬，甚至在付錢的時候我才知道這條裙子的價格，1000元出頭。
　　
　　劉清蓮從洗手間出來，我把裝著裙子的紙袋遞給她。她的臉一下漲得通紅。“你瘋了嗎？你的錢多得能燒了嗎？趕緊拿去退了！”“不能退。”我說。
　　
　　劉清蓮氣得一時語塞，半晌說不出話。“你這不是在孝順我，你這是在氣我。”劉清蓮冷冷地說，“這件衣服我一輩子都不會穿的。”
　　
　　回家的路上，劉清蓮都沒怎么和我說話。我也沒有和她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