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即位后，蔡京被重新重用，任司空尚書左仆射、門下侍郎。
　　
　　當時，經歷了王安石變法失敗，元祐時期的大臣所剩無幾，他們要么被貶官、流放，要么已經去世。即使這樣，蔡京對于參與變法的官員還是心存不滿，他覺得，只有把他們當成“奸黨”，讓他們“遺臭萬年”，才能迎合皇帝心意，也能為自己贏得專寵。
　　
　　蔡京的建議得到皇帝首肯，他很快搜集了在哲宗元祐時期任職，曾對王安石“新法”不滿的大臣309人，列為“元祐奸黨”，“奸黨”以司馬光、文彥博為首，包括蘇軾、秦觀、黃庭堅……石碑由徽宗趙佶手書，刻石后放置在文德殿東壁，為萬世子孫鑒戒。
　　
　　不僅如此，蔡京還要讓全天下的人都記住這309人的姓名，因此，他將名單下發(fā)至全國各地，命令全國州、府、縣、郡，務必將“奸黨”名字刻在石碑上。
　　
　　在陜西西安，這個任務落在石匠常安民頭上。常安民是一位非常優(yōu)秀的石匠，他喜歡刻石，經常四處收集前朝古代的碑刻摹本，學習上面的字體，尤其是那些深奧的篆體字，很多人都看不懂，唯獨他能知道其中的含義。
　　
　　憑借高超的技藝，常安民經常受官府委托，為御書翰墨、官署題名碑刻石，同時也接受一些名人、官員委托，雕刻墓志銘，或者為寺觀、祠堂、學府雕刻紀念性碑文。
　　
　　當西安官員叫來常安民，并將任務布置給他時，常安民卻說：“我只是一個什么也不懂的老百姓，并不知道朝廷立碑的意圖。但是，這些元祐大臣，比如司馬光等人，他們是天下最正直的人，如今卻被稱為‘奸黨’，我實在不忍心雕刻這種碑文。”
　　
　　那位官員還是希望由常安民來雕刻，把他抓起來恐嚇、誘逼，還要治他的罪。一個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敢和官府對抗，常安民只好哭著提出一個卑微的要求：“既然朝廷一定要讓我雕刻石碑，我也不敢推辭，請允許不在石碑上出現‘常安民鐫’四個字，我不想讓后世的人知道這塊碑是我鐫刻的，更不想讓子孫后代因此蒙羞。”
　　
　　其實，常安民不是唯一拒絕“奸黨碑”的石匠，在江西九江，還有一位石匠李仲寧，也做了同樣的事情。
　　
　　李仲寧的石刻字跡工整、行云流水，受到大眾好評，由此過上了殷實的生活，還開設了一個專門雕刻玉石的作坊。因為手藝高超，作坊生意很好，每日顧客絡繹不絕，吸引了很多名人造訪，其中就有著名書法家黃庭堅。他很欣賞李仲寧的技藝，親自題寫匾額“琢玉坊”贈送與他。
　　
　　那天，九江官員找到李仲寧，命令他即刻為官府雕刻“奸黨碑”。李仲寧聽了，想都沒想就說：“小人以前家里很窮，跟別人學會石匠手藝，平日里接到的活大都是將蘇軾、黃庭堅的詩文刻在石碑上供人欣賞，正是因為有這些人的詩詞，我才能夠吃飽穿暖。如今朝廷把這些人當成‘奸黨’刻在石碑上，我實在沒法完成這個任務！”
　　
　　對于李仲寧的拒絕，九江太守并沒有繼續(xù)為難他，相反很佩服他，還專門為他置辦了一桌酒席。酒過三巡，九江太守感慨地說：“你真的很賢德！如今很多士大夫都不如你。”據說，李仲寧的言行還是被蔡京的眼線獲知，后來，李仲寧被人誣陷，最終死在獄中。
　　
　　一塊“奸黨碑”如同試金石，試出了兩位普通石匠的正義與善良。面對皇權和蔡京的高壓，朝廷士大夫集體失語，唯有常安民、李仲寧兩位小石匠，做出了正確選擇，正因如此，他們的故事才會被后人銘記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