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現在基本上已經可以肯定，我之所以沒法和Miriam成為好朋友，就是因為她太積極向上了。
　　
　　Miriam，一個德國女生，身材高挑，舉止優雅。長相嘛，這么說吧，大家說起她的時候，都不叫名字，直接說“我們系那個德國美女”。
　　
　　她比我低一級。2003年夏天，她要參加我們系的“過關考試”，聽說我前一年考了優，就跑來找我“取經”。我們就這么認識了。那個時候，我到美國之后的新鮮勁還沒有完全過去，對于交朋友還有一種收藏癖，就是各個國家的朋友，都想收藏一枚。看著坐在對面笑瞇瞇的美女，又在腦子里走了一遍我的朋友地圖，于是我決定，要在我的地圖上插上她這面美麗的德國小旗。
　　
　　那個周末正好請朋友吃飯，就把她叫上了。過了一段時間，她去聽歌劇，也叫上了我。然后我又叫了她喝過一次咖啡。然后她又叫了我去她家參加一個party。
　　
　　多好的開端啊，接下來，本來應該是一個德國女孩和一個中國女孩，在紐約這個大都市，譜寫一曲世界人民心連心的新篇章。可是，全然不是這么回事。我們倆好不容易把中德友誼加溫到30攝氏度以后，溫度就再也上不去了。扔再多的柴好像也不管用了，就是眼淚給火熏出來，也不管用了。
　　
　　究其原因，就是她這個人太積極，而我太消極。如果說到我們系的某個教授，我剛想說他的壞話，她就說：“啊，他太棒了……”一說到某個學術會議，我剛想說太無聊了，她就說：“那個會真是讓我受益匪淺……”說到寫論文，我剛想哭訴，她卻說：“我真的特別享受寫論文……”
　　
　　跟她在一起，我越來越慚愧。生活對于她，光明、燦爛，好比把一件量身定做的小旗袍穿得服服帖帖；而那衣服穿在我身上，卻是要胸沒胸，要屁股沒屁股，真是糟蹋了好布料。
　　
　　就算我努力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解釋說：中國，這樣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和德國，這樣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出有非常不同性格的人，有它的歷史必然性。可看她穿著合體漂亮的小旗袍，我還是羞愧難當。
　　
　　于是，我不太跟她玩了。
　　
　　昨天，在系里碰見她。她剛從印尼做調查回來，照例是滿面春風。
　　
　　我問：“你的調查做得怎么樣啊？”
　　
　　“很好！”她說。
　　
　　“去那樣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國家，會不會孤單啊？”
　　
　　“不會，怎么會呢？！”
　　
　　“這個學期忙嗎？”
　　
　　“嗯，我有兩場會，三篇論文，還有一個助教的職位……”她振奮的聲音，“噼里啪啦”在我眼前開放。在她振奮的聲音里，我又看見自己變成一只小蟲子，懷著自己那點焦慮，就像揣著萬貫家產，貼著墻腳，灰溜溜地往自己虛構的、安全的陰影里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