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的坍塌，是一個漫長的、骨架被一根根抽去的過程，最為致命的是經濟的衰退——引領世界數百年的“中國制造”的衰退。
　　
　　與大多數后人的想法當然不同，即便是兩次鴉片戰爭，也沒有擊垮中國商人在諸如茶葉、絲綢等大宗商品上的定價權。根本原因十分簡單：中國的茶葉、絲綢是西方的生活必需品，其需求相當剛性，是典型的賣方市場；而西方的商品，主要是毛皮、鐘表等奢侈品，并非中國的必需品，其需求彈性很大，是典型的買方市場。
　　
　　鴉片戰爭之后，“行商”制度被取消，但是，一個名為“買辦”的群體取代了“行商”的地位，它雖然遠比“行商”松散，缺乏公權力的保駕護航，但也因此獲得了更為堅韌的生命力。西方的堅船利炮，固然能令天朝政府屈服，但商業本身卻不是靠大炮能夠完全左右的。中國內地相當原始而復雜的商業環境、強大而頑固的“行會”，以及極度匱乏“國際慣例”的金融體系與法制體系，令外商望而生畏。種種制約之下，外商們只能雇請“買辦”深入內地，這種被稱為“內地采購制度”的體系，在此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中國外貿的主流模式。
　　
　　導致中國定價權喪失的是中國商人自身。鴉片戰爭之前，中英雙方就圍繞茶葉質量問題發生多次貿易沖突，這一方面因為中國商人相當普遍的以次充好，另一方面亦是英國人通過壓低茶葉等級，試圖對華商的定價權發起挑戰。1819年11月，英國人對23。1萬箱茶葉進行質檢，退回了其中的7。6萬箱，高達32。9%。而在所接受的15。5萬箱中，只有2。3萬箱被列為“普通上至僅達中等”，不到10%；其余都是“普通上”或者“勉強達到普通上”。
　　
　　“大清制造”的質量問題，一直是外貿沖突的焦點。1872年，英國《整治假貨法案》經修訂后實施，對食品安全實行更嚴格的標準，中國茶葉的質量問題是其中的重點之一。但是英國的茶葉安全問題，主要是其本土的不法商人造就。因為“大清制造”的茶葉相對昂貴，英國本土商人發明了一種“替代產品”，其原料均為從倫敦各賓館飯店收集的茶葉渣，加入綠礬（硫酸亞鐵）和羊的糞便（根據官方文件的確如此），重新烹煮，然后再涂上普魯士藍（亞鐵氰化物）、炭黑等。有的制假者甚至連茶葉渣都舍不得投入，直接拿樹葉進行加工生產。但這并不妨礙英國人以這張“綠色牌”挑戰中國茶葉，那些在茶葉短缺年代被有意無意忽視了的質量問題，此時都被一一挑選出來，作為商戰的武器。
　　
　　質量之外，交通與通訊革命帶來的新常態，也令大清商人無法適應，加劇了定價權的流失。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并且規定只準蒸汽輪船通行。大量的蒸汽輪船迅速地取代飛剪船，投入東西方的航運。在中國出口額中占了70%—80%比重的英國，從倫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縮短到55天—60天。中國茶葉經由蒸汽輪船的快速運送，更能保鮮，因此倫敦市場已不再需要維持6—12個月的茶葉庫存，茶葉的國際需求狀況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1872年，倫敦市場茶價下跌，外商的進價依然接受華商的控制，因此遭受重大損失，深深刺激了外商。也就是在這一年里，英國《整治假貨法案》經修訂后實施，英國商人們對中國茶的品質擔憂迅速上升。經過中英雙方的大量博弈，1872年的當年綠茶報價，只相當于過去2年的半價水平，這標志著中國商人的茶葉定價權正在迅速失去。
　　
　　交通之外，通訊變革也在發生。1871年開通的中國（上海和香港）和英國（倫敦）之間的越洋電報，不僅令行情能夠迅速傳遞，外商可以根據電報開始經營買空賣空的“期貨”，而且也令越洋調查生意伙伴的資信成為可能。
　　
　　導致中國對大宗外貿商品失去定價權的，不是軍事上的失敗和政治上的腐敗，是技術性的產能過剩、金融落后、質量低劣。更為嚴峻的是，當外交軍事的慘敗推動大清國財政成為“賠款財政”時，喪失定價權所帶來的經濟衰退，既影響了經濟層面的造血功能，更在政治層面上有著致命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