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得的機遇

　　

　　1926年,鄧小平與蔣經國同在蘇聯中山大學求學。那時,鄧小平是蔣經國所在的共青團小組的組長。

　　1975年,蔣介石去世后,蔣經國于1978年3月被選為“總統”。對岸,老同學鄧小平歷經三次“沉浮”后,開始主政大陸。

　　1978年12月16日,解放軍停止了自1958年開始的對金門、馬祖的炮擊;國民黨軍隊也停止炮擊。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議兩岸開放經貿、旅行和通郵。廖承志也發表了致蔣經國的一封公開信,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并表示愿意訪問臺灣島。

　　蔣經國對鄧小平的這一波“和平攻勢”,反應相當敏銳。蔣經國一方面謝絕廖承志的來訪,另一方面又認為:北京現在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社會、文化的交流,長此以往,對臺灣地區必然是利大于弊。

　　因此,早在上世紀80年代即將開始的時候,兩岸修好的舞臺,已經由鄧小平和蔣經國“聯手搭建”完畢。

　　

　　觸動孝子心田

　　

　　1981年,鄧小平進一步向蔣經國“示好”。

　　北京首先停止了紀念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動。此后,中共新任總書記胡耀邦,公開邀請蔣經國等國民黨官員“回老家瞧瞧”。隨后,大陸發表了葉劍英委員長向新華社記者的談話,全面闡述了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政策,提出九條對臺方針。鄧小平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中共領導人首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

　　鄧小平清楚,蔣經國是個大孝子,就指示浙江溪口,要他們修繕蔣經國祖母、母親的墳墓。蔣家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而又秘密地送進了彼岸的“總統府”。

　　鄧小平還就“一國兩制”統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構。他提議修改憲法,賦予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地位。“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對它們現有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權。

　　鄧小平明確表示:北京有權代表整個中國在國際舞臺活動,可是臺灣和香港同樣享有“相當的外交權,(可)處理一些涉外事務”。

　　

　　李光耀充當“中間人”

　　

　　當時,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曾往來于北京與臺北之間。一次,李光耀坊問北京時,鄧小平通過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學”蔣經國致以問候。

　　李光耀給鄧小平及大陸官員介紹臺灣地區的情況,鄧小平也對李光耀及其他來客陳述如何保護各方利益、解決兩岸問題的看法。鄧小平說,北京絕不派官員或軍隊到臺灣地區。不干預臺灣地區的政治或“人事”問題,統一后的現狀“可以維持 100年”。

　　依據鄧小平的說法,臺灣地區可以享有“處理外交事務簽發特別護照,與其他國家簽訂一些協定的特別權力”;兩岸關系將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煩我,我也不煩你,各行其是”的性質。

　　鄧小平再次強調:“除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大陸方面沒有其他絕對的條件。所有的其他條件、方式,都可以談判、調整。”

　　這是臺北從北京所獲得的最有彈性的談判起點。

　　

　　蔣經國的遺憾

　　

　　蔣經國聽到李光耀傳遞的這些信息后,并不認為這些“條件”在島內已經凝聚成為共識,所以,他并不贊成立即開始兩岸談判。

　　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到臺北訪問,與蔣經國討論大陸局勢的發展。這一次,蔣經國明確告訴李光耀,對于改造臺灣地區的政治體制,他已經有了全盤的計劃和最新的想法。

　　1986年9月28日,135位反對派 風頭人物,在臺北圓山大飯店舉行集會,并宣布民進黨成立。民進黨黨綱主張:島內人民有“自決權”。

　　副官聞訊,跑進蔣經國臥室向他報告。他點點頭,沒有回應,獨自沉思半個小時后,他才交代副官通知幾位核心幕僚到自己的官邸開會。坐在輪椅上的蔣經國開口就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他接著說:“國民黨過去太驕傲、太自負,從現在起,不能再跟從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