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十一長假，你是窩在某處海灘發朋友圈，還是在埋頭加班？如果是后者，恭喜你，你已經具備“高凈值人群”的一項重要特征——忙碌。
　　
　　在創業人群中，7×24的工作時間已然是新常態。盡管研究表明，員工超負荷加班并不一定能為公司帶來銷售額和利潤的必然增長，但很多企業家還是選擇了工作狂式的生活：蘋果公司CEO庫克每天早上四點半開始工作，史玉柱則喜歡在凌晨三四點開會。
　　
　　忙與閑的選擇
　　
　　與大部分人的常識有所背離的是，全球范圍內，不僅是創業者、大企業家，整個富裕階層的工作時間都變得越來越長。
　　
　　美國勞工統計局（BLS）2023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周薪在1381美元以上的美國人每個工作日的平均工作時長長達8。55小時，比周薪在560美元以下的人要多出近半小時。而在超過25歲的美國人中，擁有學士及以上學位的人比擁有高中及以下學歷的人，每天的休閑時間平均少近1。3小時。
　　
　　中國盡管缺少國民日常作息時間安排的官方調查數據，但是僅從“春雨醫生”創始人猝然離世在創業圈引發的哀悼來看，中國的新富人群同樣承受著超強的工作強度和壓力。從一些社會零星調查數據可以發現，中國的高知、高收入人群的工作時間明顯高于社會平均水平。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的調查顯示，2009年，北京地區的政府機構和企業員工平均每周工作時間為48小時，其中，企業經營者和擁有博士學歷的人周工作時間都在50小時以上；上海大學上海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在2011年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近4成白領每天工作時間都在8小時以上，46%的受訪者平均每周要加班1～2次。
　　
　　十多年前的記憶
　　
　　日本經濟學者門倉貴史在一本書中描述了當下多數日本人的生活狀態——終日奔波勞苦，卻仍然過不上富裕生活，甚至只能在溫飽線上掙扎。門倉貴史創造了一個名詞來稱呼這幫忙碌而絕望的人：窮忙族。在信息革命爆發之前，忙碌一直是勞動人民的表征：無論是中國《詩經》里描繪的“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中伐木工的怨憤，還是卓別林電影里流水線上工人的麻木，底層人民辛勞一生卻食不果腹。
　　
　　相反，地主、貴族、資本家則終日悠閑，就像是18世紀《傲慢與偏見》里伊麗莎白這樣的富人，一家五姐妹終日不是在打聽舞會傳聞，就是在奔赴舞會的路上，更不用提像男主角達西這樣年入數十萬英鎊的“鉆石王老五”。與簡·奧斯汀相隔半個世紀的另一位英國女作家蓋斯凱爾夫人，在其名著《南方與北方》中一掃奧斯汀的鄉紳田園風，代之以轟轟烈烈、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東西的蒸汽時代，書中男主人公的人物設定不再是依靠祖產的文藝闊少，而換成了脾氣暴躁、時常掄起胳膊和鬧事工人干仗的紡織廠廠主，那正是貴族式微、資本家興起的年代，蒸汽機的出現使得財富的流轉除了代際傳遞的渠道之外，還開拓了白手起家的可能。
　　
　　每一次技術革命的開端都是富人忙碌的開始
　　
　　蒸汽機、電力的發明，使得平民階層有機會通過創業的手段，快速積累財富躋身富裕階層，而大批沒落貴族則坐吃山空。在將近一百年的歷史中，依靠工業起家的人們迅速取代依靠土地發家的貴族，成為富裕階層的主體，工業新貴的后代又重復地主闊少的紈绔，于是富裕階層再次貼上悠閑的標簽。這一切直到信息革命的爆發，才迎來又一次的循環。如今，代碼取代了蒸汽機、電力，成為新世界的權力鑰匙，當金礦不再埋藏在地殼深處，而寄生在一堆代碼之中時，程序員、工程師、產品經理控制了時代的點金術。
　　
　　時間，對于科技新貴來說就是一切。山姆·沃爾頓花了近40年時間，把沃爾瑪打造成世界第一大零售商，然而杰夫·貝佐斯只用了10年，就把亞馬遜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萬有商店；Facebook股票3年漲了6倍，而埃克森美孚石油股價則橫盤多年，互聯網一代的公司也因此被冠以“快公司”之名。對科技新貴來說，每一分鐘的休閑時間，都意味著巨大的財富機會成本流失，這就使得在辦公室里加班成為比休假更接近經濟理性的選擇。
　　
　　比經濟利益更能驅動工作的是樂趣。如果不能從忙碌中獲得巨大快感，工作狂必然失落。與卓別林時代的乏味工作不同，現在，大量重復性的工作正在被機器所替代，越來越多的工作崗位需要的是知識和創意。一如德魯克在六七十年前所預測的，人類社會必然進入到知識社會階段一樣，從工程師、程序員到心理咨詢、旅行規劃師，無不需要大量專業知識和興趣支撐，正是知識、興趣和職業三位一體的結合，使得當今大量的創新工作變得不僅是獲取報酬的一個職業手段，更是個人興趣的錘煉平臺。2023年9月，扎克伯格在尼日利亞回答當地開發者提問時表示：“我真的熱愛寫代碼，那是一件優雅的事情。你想做什么，代碼都能夠幫你做到，而人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