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為五斗米折腰-社會
我也曾是陶淵明的粉絲,我支持他不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這數字未免低了點,若是50斗米以兌換折腰,那還值得考慮。現在想來犯了以今度古毛病。我對小孩說古,說我剛工作,月銀45大元,我小孩鼻子哼哼:老爸,你真賤,這點衛生紙錢,就把自己賣了?小把戲哪知道,那時候45元抵如今千兒八百還是有的。
五斗米,數目是有點瞧不上眼,其實含金量不低。陶兄所謂五斗米,是他的日工資,不是月工資,《晉百官表注》上說,像陶淵明這個縣處級,月薪是“米四百石”,有人折算了,恰好是日薪五斗,工資高不高,不能看數字“五”,得看量詞“斗”,古代的斗是什么樣的容器,我們沒誰見過,但可以參考一下《梁書·何胤傳》里何胤先生之自述,何先生57歲時,轉瞬要退休了,他就當爆口的憤老了,他說他每月吃不完四斗米。我拼死讀書考上學校吃國家糧,每月定糧是13、5公斤,每餐3兩,一天不足一斤,估計何胤先生也是這個飯量,這么一算,五斗米的含金量就出來了,四斗米一人吃一個月吃30天吃不完,換言之,就是四斗米可讓30人吃一天,五斗米呢?這說明,陶淵明一人工資,最少可以保障30人不餓肚子。我們現在是三口之家,一般是兩人合力養一人,如果不搞住房按揭,不送小子讀大學,那可以比陶淵明強許多,可介于溫飽與小康之間;而設若上要養四老乃至八老,下可生七八個兒女,中還要請一婢一仆,那日子就不知道怎么過了。
當然,人不能只吃飯,不佐佳肴,無肉糜送飯入喉,那飯誰吃得下去?陶淵明每月領取400石米,這是實物工資,除此之外,還有貨幣工資,月資2500錢,這個數字大了,耐看了,其實含水量也大,一錢在清朝只值兩毛,晉朝肯定不止,也在一元以下,大概上千是沒問題的,像陶淵明,當了縣長,住房是免費安排常委樓,出行是八抬公轎,司機工資財政負責;吃飯喝酒,只要他愿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可以餐餐上館子,公款買單;穿也是官發制服……一入衙門,衣食住行都由國家包了,我想不出這2500錢還可做什么用,工資是可以基本不用,存銀行生息去得了。
當官味道,還不在這里。最有味道的,是可以囤地。從西晉開始,實行了官品占田制,一品官可占田五十頃,品級每低一級,則少五頃,魏晉南北朝搞的是九品中正制,最低是九品,他可囤地十頃;西晉后期沒有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一路鬧,鬧到東晉,沒那多田當工資分配給官員了,但仍堅持了祖宗成法,像陶淵明,他囤地八頃十頃也是可以的,只是陶兄佛道思想濃厚,性情淡泊,他只要三頃;這三頃地,不用自己挽褲腳打赤腳,無須面朝黃土背朝天,全是屬吏活計,他只需要挖窖造倉就可以。陶兄愛酒,他曾經與愛人開過床頭小會,研究三頃地的產業結構問題,最后陶兄拍板:“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
陶縣長地少,屬吏干得了,不用請人;其他官員地多,多租給佃農種,他收租就是了。官員占了那么多地,要劃階級成分,那是官僚地主了。一個占地三五十頃的地主,恐怕需聘請貧雇農三五百人,按階級理論來分析,那就是說,三五百勞動人民養活一人;但是,政治局面穩定的官家,不是這么算的,其算法是:一人開了這么大的農莊,需要聘請三五百人,等于說,是他一人安排了三五百人就業。
這不單是數學題,既是心理題目,也是政治題目。算法不同,雇傭方與被雇傭方,那心理感覺大不一樣。若是按三五百人養活一人的階級理論來分析,那陶地主心理肯定充滿罪惡感;若按一人辦企業安排三五百人就業的資本理論來衡算,那陶企業主,滿心窩子都是成就感與自豪感。算法角度不同,由此推出的國家政策,這個不用人來說,絕對是不同的。
過去土地是農民命根子,所有的農民起義都可以稱呼為土地革命,誰手頭有點閑錢,第一想的是買一兩畝地,先囤起來再說。現在不一樣了,沒幾個農民想囤地了,拋荒的很多,很多地方年底考核鄉鎮雙文明建設,田地拋荒成為分值很大的考核指標,甚至是一票否決,哪個鄉鎮拋荒太多,鄉長鎮長都做不成。有人據此說,現代人從千年土地束縛里解放出來了,農民不用被土地憋死了。農民不對土地那么熱愛,那是真的,但若說土地賤了,不算什么玩意了,沒人存在囤地的地主心態了,這個判斷實在立不住腳。土地不是賤了,而是貴了,而且是貴得沒邊了,所不同者,只是由農村轉移到城市了。若老陶活到現在,他可以在城市一環二環里頭囤地三頃,或者城郊也可以,即使他不擁有全產地權,只是擁有土地批準權或者開發權或者使用權,那他還會高唱歸去來兮嗎?
事實上,老陶確實看不上那五斗米工資,卻是相當熱愛那三頃地之處置權。他在《歸去來兮辭序》自述說,他本來不想馬上走人,想等他那三頃地稻谷熟了,收割一荏,再風飄飄以吹衣,舟遙遙以輕飏,沒想到收割季節還沒到,傳來了他妹妹病亡消息,他才提前走了。誰在乎當縣長那五斗米工資呢?論官員工資,雖穩定卻未必太誘人,其背后那囤地批發權什么的,讓人折腰者,多了去了。老實說,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數來數去,數不出幾人,而愿折腰的那可是海量不止。像陶淵明,只在行為藝術上有意思,在社會統計學上是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