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家的“朋友圈”-人物
是知音卻不相識
對于舒伯特的音樂,舒曼是一個不倦的鼓吹者。多虧了舒曼,人們才發現了舒伯特。要不是他1837年親自到舒伯特兄弟家去訪求,在那兒發掘出成堆的遺稿,恐怕有些杰作就要從此遺失了。
然而舒曼只是傾心于舒伯特的歌曲,對此外的器樂作品則不甚關注。甚至如舒伯特最后三部奏鳴曲那樣的輝煌之作,他也沒當回事。
離奇的是,這三部奏鳴曲竟是“奉獻”給他的。身為老前輩的舒伯特怎么會給一個剛進大學年方十八的學生舒曼題贈呢?原來,鋼琴家洪梅爾才是那題獻者。舒伯特死后十年,這三部作品才出版,其時洪梅爾已不在人世,出版家并未取得已長眠地下的作者同意,竟把它改題了舒曼的名字!
這個做法,舒伯特在地下估計也不見得會反對。因為當舒伯特的死訊傳到舒曼耳中時,有人聽到,這個大學生的嗚咽之聲徹夜不絕。
舒曼當年還鼓起勇氣寫了一封信給舒伯特,然而并未付郵,否則這兩位音樂大師可能早就結識了也未可知。
肖邦落落寡合,
李斯特交游廣闊
不大和同行交往的音樂家也有,這便是肖邦。
1828年,即舒伯特去世那年,肖邦游學柏林,見到門德爾松,卻又怯于攀交。肖邦對柏遼茲的音樂更難容忍,他曾告訴別人:“寫得出那種音樂的人,同他絕交也沒錯!”
幾乎沒有哪一個同時代的人是肖邦佩服的。前一代的,他崇拜莫扎特;再久遠些的,是巴赫;至于貝多芬,他自認“理解不了”。
同肖邦相反,李斯特交游廣闊。在1840年繪成的一幅油畫中,可以看到李斯特在沙龍里彈奏,圍著他傾聽,或坐或倚的有羅西尼、帕格尼尼等人。從李斯特改編的大量作品中,也不難聯想到他和同時代人的關系。
柏遼茲是李斯特提倡標題音樂的同道。《幻想交響曲》于1830年初演時,在場的便有李斯特。他不但將這部交響曲改編成鋼琴曲,還用其中的“固定主題”寫過一首可愛的小品。為了推廣柏遼茲的作品,李斯特在魏瑪舉辦了“柏遼茲音樂周”。
瓦格納同李斯特之間的關系就更深了。一直到瓦格納死后,李斯特還繼續為瓦格納的音樂劇改編鋼琴曲。柴可夫斯基的歌劇《葉甫蓋尼·奧涅金》中有一首波蘭舞曲,李斯特也拿來改編為鋼琴曲。
當年樂壇上好多后起之秀都見過李斯特這位樂于獎掖后輩的長者。這份名單上有格里格、鮑羅廷、圣-桑、福雷等等。還有堪稱“李斯特第二”的安東·魯賓斯坦。更晚一些的印象派“開山祖師”德彪西,也曾于1885年在羅馬與李斯特相見。
勃拉姆斯的友與敵
勃拉姆斯同瓦格納這兩大巨頭的水火不容,是音樂史上永久的話題。
1842年,二人初次見面時,瓦格納不但知道對方的作品,其中有一些還受到他的賞識。7年過去,瓦格納撰文狠狠抨擊勃拉姆斯,從此二人之間便橫亙著一堵拆不掉的垣墻。
1880年,布雷斯勞大學授勃拉姆斯以榮譽證書,尊他為當代嚴肅音樂的宗師。這又招來瓦格納的譏諷。勃拉姆斯算是善于克制的,對此不予理會。
霸氣十足的瓦格納,即使在贊揚貝里尼寫的曲調如何美妙時,也不肯放過機會,給論敵一箭:“那是勃拉姆斯一派搞不出來的!”
勃拉姆斯同柴可夫斯基也不相投。這兩位的樂風,的確是大異其趣。
柴可夫斯基在訪德期間,聽了勃拉姆斯的代表作《第一交響曲》,不喜歡。為了聽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響曲》,勃拉姆斯特地在某地多逗留了一天。他對這部作品倒還表示贊許,只有尾聲除外。
他同德沃夏克之間的師友情誼也成了美談。《自新大陸交響曲》出版過程中,審閱總譜校樣的,不是遠在紐約的作者本人,而是在德國的勃拉姆斯。雖然是出于出版家的請托,但德高望重的老前輩勃拉姆斯慨然承擔起這種麻煩瑣碎的工作,足見二人交情之深。
隔行并不隔山
如果多了解一些大師們同其他各行各界人士的交游,以及他們自己的業余愛好,便會了解并非“隔行如隔山”。
多才多藝的音樂家之中,首先可以韋伯為例。他寫了那么多音樂作品,同時又是筆觸鋒利的音樂批評家。他主張樂評應由音樂人來寫。
韋伯還喜歡寫詩,不但如此,還留下一部未完稿的浪漫派小說。也就是在這部小說中,有對貝多芬交響曲的漫畫式評論。因此,他一直被人誤解,說他“攻擊”貝多芬。至于流傳的那句話“貝多芬夠資格進瘋人院了”,實際上也是無稽之談。他還有過編纂一部音樂詞典的打算。
韋伯之外,門德爾松也值得一提。門德爾松孩提時便已出入老歌德之門,深受那位博學巨人的鐘愛與熏陶。反過來,如不是這位神童有心主動介紹,那么有成見的歌德,也不大可能在暮年接觸某些重要的音樂作品,包括《命運交響曲》在內。
到了青年時代,黑格爾、洪堡等大學者又成了門德爾松家沙龍的常客。門德爾松還專門去聽黑格爾在大學里的講課。
肖邦在音樂界落落寡合,但同他交往的文藝界人士卻有海涅、巴爾扎克、顯克微支、繆塞等詩人和小說家,還有德拉克洛瓦這樣的畫家。
肖邦是置身于浪漫主義運動中的中心人物,雖然他對某些人的主張不予贊同。肖邦能放棄音樂會演奏活動而專心譜曲,對這一點,海涅在1840年特地致賀。他認為,肖邦能超脫于一伙嘩眾取寵的演奏家之上,是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