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中國青年報》的調查結果，不會知道好人這么難做。通過調查可以看出，所謂“做好人的成本高”，其實是自我肯定和社會認同之間的巨大落差，同時還有施恩不圖報與希望別人認可的道德矛盾。在好與壞的對比中，“好”往往是個人行為，而“壞”往往可以聯系到有關系、有背景、有勢力的群體。所以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當個體的好對抗群體的壞時，去做一件成功概率不大的事情，就是傻。而一旦好事做成了，基于道德的約束，施恩圖報被視為目的不純，而不要報酬又不值。所以，人們會不自覺地認為做好人的成本過高，才首先選擇趨利避害。對做好人的成本分析，就是在一個對好人沒有制度保護的環境下，個人的趨利避害行為。

　　小時候我們被老師教育要學習雷鋒，還經常因為扶老奶奶過馬路被老師表揚，獎賞一朵小紅花。其實，從那時候起，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上便已經留下了做好事要換得贊揚的心理暗示。

　　但這并不等于我們不會做好事。汶川地震時有沒有去主動捐款？電視上看見那些跋山涉水的山區上學兒童有沒有想過捐助？細想起來，其實我們沒有那么冷漠。難道這些一點一滴的生活細節就不是好人好事了？一定要見義勇為、舍生取義才行？

　　我們承認自己功利，但在并不需要太多的成本付出，或者我們覺得這樣的成本值得付出的時候，我們也會選擇做好事。因為，這里更有良心的收益，有自我認同的滿足感。如果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去做，就很難原諒自己。誰能說這不是做好人呢？做這樣的好人成本高嗎？

　　面對調查，人們會躊躇，是因為把好人的標準定義得太高。無論“最美媽媽”還是“最美女教師”，當初的行為都是出于本能反應，沒有時間讓她們思考利益得失。我們沒有辦法立刻改變社會的價值標準，也不可能不去迎合社會，但這些都無礙于我們做一些承擔得起的好事。自我認同不斷提高，對自身道德的要求也在提升，當遇到需見義勇為事件時，誰又知道身體不會做出本能反應呢？

　　每個人的行為疊加起來，改變的正是這個社會的認同標準。與其抱怨社會環境差，不如起而行之。現實的功利不應該成為我們放縱自己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