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上海四季酒店，《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秦朔問王石，聽說你從前脾氣暴躁，某次開會，曾直接把杯子扔到了一個部下的臉上。
　　
　　王石笑說，倒是沒有扔到臉上，是被我一下子拍碎了。
　　
　　那么，后來怎么有了好脾氣？
　　
　　王石答：后來喜歡上了爬山，到山頂要拍照，只有自己一個人，只好擺個姿勢，自己給自己照。回來洗出來一看，怎么那么嚴肅的一張臉？從此，知道自己在別人眼中是個什么樣子了。
　　
　　王石提了一個問題：我們在什么時候看清自己？這個問題，有時候輕得像一個玩笑，有時候卻重如一個跟命運有關的心事。
　　
　　“金陵玉樹鶯聲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孔尚任《桃花扇》的這一折，道盡了時間的詭異。我們從小就知道時間的殘酷，而只有當自己也被時間編織進那個亙古未變的巨大虛無劇之中，才一點一滴將那殘酷體驗到家：正在行進的時間就是正在過去的時間，而正在行進的喜悅或許就是正漸次成型的悲傷。很多劇目由此上演，繁榮和危機只有一線之隔，高潮和低谷沒有過渡，樂觀和盲目也可以等同，精明和愚蠢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這變成“赤裸時代”的寫照：在泡沫中，每個人都在歡快地暢游。當大潮退出，才發現自己在沙灘上裸泳。
　　
　　美國華爾街上，雷曼兄弟的強勢主子富爾德經歷的就是這一幕。富爾德是雷曼兄弟的大英雄，是他的鐵腕統治，將曾是“爛攤子”的雷曼兄弟帶回華爾街的頂端行列。在華爾街，富爾德是任期最長、生命力最頑強的投行總裁。他沒有感受到坍塌前的征兆嗎？不是。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的拐點到來，雷曼的賬目已露出衰敗先兆，它有多達面值7380億美元的衍生工具合約，這種金融產品因為難以準確估價，所以交易員和高層可以夸大收益，猶如暗藏的定時炸彈。富爾德卻遲遲未采取必要措施，次貸危機爆發之際，他拒絕大幅沖減雷曼的地產資產價值。當其他同行四處奔走、尋找援手時，他依然高高地仰著那顆高傲的頭顱。
　　
　　直到申請破產保護的前一天，痛苦不堪的富爾德才看清自己的處境，開始給他想起的任何人打電話，包括有可能在最后時刻達成交易的摩根斯坦利。午夜臨近，他還在那里不停地撥出電話。
　　
　　富爾德為什么不能提前轉身呢？只是誘人的利潤讓華爾街這群最聰明的人忘記了風險和傷疤，以至于爭先恐后地跳進自己一手布好的次貸陷阱。要他們轉身，已不可能。我們都是自己環境的囚徒。你在一個地方時間越長，越難用真實的眼光去審視它。《公民凱恩》的導演奧遜·威爾斯曾說：“要了解一個國家，要么需要10天，要么需要10年———因為到了第11天，您就習慣了，您就什么也看不到了。”看世界尚且如此，何況是對自己。雷曼有富爾德的心血。他將全部的職業生涯融入雷曼。對任何一個人來說，徹底重新定義自己的生活和事業，一點點拆散自己的公司，幾乎都是不可能的。
　　
　　這是生活的悲劇，世界在變動，當下的自己是個什么樣子，很難把握。即使像王石那樣照相自觀，也未必能觸動心靈。只有在變得赤裸的時候，才發現金融風暴來臨前，有很多鏡子可以觀照，借以發現浮沙之上的幻滅征兆。克魯格曼問鼎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理論就是一面鏡子。海曼·明斯基學說也預見了這一場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災難。只是風雨過后，才有很多人想起豎起耳朵聽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巴菲特的投資理念：“眾人貪婪時我恐懼，眾人恐懼時我貪婪。”這是清醒者的信條。
　　
　　既然沒有更好辦法的逆流而上粉碎殘酷時間回到過去，那么，我們必須在當下找一面鏡子，照亮陌生的自己，找到辯證的法則，在繁榮中看到幻滅的箴言，在幻滅中看到重生的希望。對于受金融風暴牽連的中國一些產業，亦可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