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的一天，夕陽西下的黃昏，一個長胳膊長腿的瘦高女孩蜷坐在老屋的門檻上。她穿著毛藍布長褲，紫花小褂，額前的劉海整齊而又濃密。她拱起的膝蓋上攤著一本厚厚的小說，是那個年代風靡全國的長篇小說《野火春風斗古城》。
　　
　　那個黃昏，她的姨娘風塵仆仆地從長途汽車站出來，一路打聽，找到了她家的門。姨娘的身影遮住了女孩眼前光線的剎那，女孩迷蒙地抬起頭來，竟沒有絲毫的驚喜。她把膝蓋上的書本合上，讓姨娘看清封面，然后問了一句話：“你看過這本書嗎？”
　　
　　這個蜷坐在門檻上的女孩就是我。那年我7歲，讀小學二年級。
　　
　　在我長大以后，姨娘不止一次地提到這件趣事。姨娘笑著說：“蓓這個孩子真是書癡啊，見了客人竟不知道招呼問好，倒舉著她看的一本書考我。”
　　
　　姨娘由此斷定我不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
　　
　　的確如此。30多年過去了，如今我依然是一個不善與人交往，每到公開場合便感覺拘謹的蠢笨的人。書本讓我的精神世界變得極其豐富，相對而言，物質的世界便不再重要，它可以遠遠退居其后，它的喧鬧和嘈雜跟我沒有太大的關系。
　　
　　我11歲那年，“文革”開始。“文革”剝奪了我們那一代人讀書的權利，然而我對于文字的渴望卻像被野火燒過、春風中又生長的野草一樣，蓬蓬勃勃不可遏制。我的父母都是中學老師，我家書架上僅有的幾百本書，短時間內被我如饑似渴卻又囫圇吞棗地讀了個遍。記得那書架上最齊全的一套書是初一到高三的語文課本，借助于課文后面的詳細注釋，我似懂非懂地讀完了整個中學時代必須閱讀的古代文選，至今還能夠記起其中的某些篇章。有幾冊《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是我最感興趣的讀本，因為它們，我較早地意識到世界不僅僅是我生活的那個小城，它要廣闊得多、神奇得多，也豐富得多，值得我們窮盡一生的努力去追尋和探索。
　　
　　我父母工作的學校是一所很不錯的縣中學，縣中圖書館在我童年的心目中曾經是一處圣殿一樣的地方。“文革”開始的那一年，圣殿被打碎了，成千上萬冊的圖書被揪出來示眾，然后拖到操場上一把火燒毀。圖書館主任火中取栗，偷偷運回家一紙箱書。主任的兒子跟我小學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們像老鼠偷雞蛋一樣，把箱子里的小說一本一本地搬運出來，在一雙雙黝黑的小手中輾轉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覺地放回箱子中去。那個圖書館主任可能比較“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小說大多是世界名著，我對外國文學的興趣，便是從那時候開始的。有很多的書，傳到我手中的時候已經缺頭少尾，看了半天都不知道書名和作者名。及至10年之后我上了大學，外國文學開禁，我在北大圖書館發瘋一樣地閱讀名著時，時不時會在心里驚叫一聲：這本書我小時候不是讀過的嗎？然后我深深地埋下頭去，額頭緊貼著書頁，嗅著那股陳年紙張散發出來的潮濕氣味，心里涌出一陣老朋友失而復得的狂喜。
　　
　　19歲，我在農場插隊。一個飄雪的冬夜，農場宣傳隊集中在場部排練節目時，忽然停電了，禮堂里一片漆黑。一個只讀了3年小學的農場工人對我們說：“我來講個故事吧。”
　　
　　他講的是《茶花女》。時至今日我仍然覺得這是一個奇跡：在那樣的年代，那樣的鄉村，小學三年級文化程度的農場工人能夠繪聲繪色地講述法國作家的一本小說。那個冬夜從此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之中。我記得我落淚了。一生中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悲劇作品的魅力。幾年之后，我買到了《茶花女》的小說，聽過了《茶花女》的歌劇，看過了《茶花女》的電影，不止一次地聆聽各種男高音領唱的華麗異常的《飲酒歌》。我從一切形式的《茶花女》中尋找那個雪夜的感覺，試圖重溫為瑪格麗特命運流淚的幸福。然而再不可能了，人的一生不會兩次趟過同一條河，所有最好的都是唯一的。
　　
　　還是在那個年代，有一段時間我從插隊的農場被借調到南京工作，一位好心的老師知道我喜歡讀書，借給我一本《基督山恩仇記》。不是小說的全部，只是4卷本中的第一卷。回到宿舍通宵看完了書，天亮之后我整個人就傻掉了，我神魂顛倒，走路如同踩著棉花，恍恍惚惚，不知今夕何夕，此處何處。此后的好幾年中，我的生活目標里增添了很重要的一條：瘋狂尋找《基督山恩仇記》的后面3卷。我詢問過很多人，得到過無數次否定的回答。唯其如此，得到這套書的念頭越加熾烈，無形中竟成了我走上文學之路的動機之一。一直到1979年，我在北大讀書時，外國文學解禁，我和班上的同學輪換著在海淀新華書店通宵排隊，買到了好幾套心儀已久的文學名著，我才得以和我的“夢中情人”相遇。那天我是一路小跑奔回宿舍的，我曠了一整天課，躲在宿舍里讀這套4卷本的書，從開頭讀起。讀完最后一個字，合上發散著油墨香味的書本，不知道為什么，我有一種隱隱的憂傷和失望：我再找不回從前的迷狂和喜悅了！我已經是一個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我讀過了太多的外國名著，我不再單純，有了跟從前不同的閱讀品位，因此我不再可能感受到從前讀這本書的快樂。人的成長原來是要用很多消逝的東西來換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