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毛澤東曾這樣為革命正言。

　　國父孫中山的革命同樣如此，每次密謀起義，都要先籌足款項，用以購買、偷運軍火，雇傭敢死隊員，撫恤烈士家屬，這些都要花錢。

　　但對常常孑然一身的國父而言，錢從哪來?

　　“革命股份公司”

　　孫中山一生都在為革命奮斗，同時也在為錢發(fā)愁。

　　1895年前后，孫中山于廣州、檀香山、香港等地先后成立興中會。興中會會員，入會時每人交底銀五元，另有義捐，以助經(jīng)費。

　　香港興中會宣言第八條還作了號召會員買“革命股票”的規(guī)定，“特設(shè)銀會以集巨資，用濟公家之急，兼為股友生財捷徑……”具體做法是，每股收銀十元，認一股至萬股隨便，收銀后發(fā)給入股者一張“銀會股票”，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

　　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說，在第八條之后，孫中山即興加上了一句廣告詞，大意是說：買革命股票，于公于私都有益，比起跟清政府捐官、買頂子有利可圖多了，能夠獲得十倍的收益，機不可失啊。孫中山從中籌到港幣1.3萬元。

　　1905年12月，同盟會發(fā)行了“中華民務興利公司債券”，由橫濱一家印刷店印刷，每張面額1000元，實收250元，規(guī)定由“廣東募債總局”擔保，在公司開始營運后，分五年償還持券者的本金和利息。這次債券主要在越南的西貢發(fā)行，不過僅售出了一少部分。

　　1906年同盟會委托在西貢的法國人安尼制作了四箱“中國革命政府軍債券”，每張面額100元。這些債券先后在新加坡、法國和馬來西亞銷售，得款5700美元，約合1.14萬港元。次年，該債券的200余張分兩批付給了潮州、黃岡之役后被解散的軍人，其余部分則付之一炬。

　　1911年，同盟會在美洲發(fā)行了冠有中華民國名義的“金幣券”，面額分別為美金10、100、1000元，照券面金額的半價推出，并承諾于中華民國成立時，該券可以作為正式的國家貨幣使用。同時還明確規(guī)定，凡捐助軍餉者，均可獲得“優(yōu)先國民”的待遇。捐款五元以上者，加倍發(fā)給中華民國金幣票；捐千元以上者，革命成功后，享有經(jīng)營“一切實業(yè)優(yōu)先權(quán)利”。這次債券推銷業(yè)績不錯，在美洲獲得八萬元港幣。發(fā)行債券的全部收入約計10.64萬港元。

　　為革命，華僑不惜破產(chǎn)

　　買革命債券的多是海外華僑，義捐也多出白海外華僑。孫中山經(jīng)常去美國、加拿大、日本、南洋各國的華僑聚集區(qū)舉行演講，演講過后，聽眾受其愛國精神感召，便把身上的鈔票掏出來捐獻。此時的華僑多為苦力和小商販，和百年后開辦跨國企業(yè)的華裔巨富不可同日而語，更難能可貴。

　　很多華僑為了革命可以說是傾家蕩產(chǎn)。1895年，為支持廣州起義，檀香山華僑鄧松盛變賣其商店和農(nóng)場，孫中山的哥哥孫眉賤賣其牛牲，捐助4612美元。

　　南洋商人陳楚楠因為歷年為革命事業(yè)耗盡與其兄合股的合春號公款，導致兄弟分產(chǎn)，官司打上法庭。

　　雖然說華僑是為了革命而捐款，其實也有投資的意思，比如1908年，孫中山勸說吉隆坡大僑商陸佑捐款，并許諾，如果陸能捐助革命，軍政府“當酬以云南全省之礦權(quán)專利十年”。

　　中國同盟會籌集和收到的各種款項中，華僑的錢所占比例高達79％。其實當時國內(nèi)的大商人部很有錢，據(jù)統(tǒng)計，武漢商會僅在1911年10月13日一次就向義軍捐款500萬兩白銀。重慶商會為四川境內(nèi)的革命軍籌餉有錄可查的有40多萬兩，不過卻沒給孫中山多少資助。

　　在孫中山看來，華僑的捐款決定了革命的成敗。1910年2月，因消息泄露，廣州新軍起義被迫提前發(fā)動。孫中山談到這次起義說“此次之失敗，實因于年底缺款五千。波士頓致公堂初許擔任，所寄不過一千九百余元，紐約致公堂許擔任者一文未寄，遂致年初二黨軍亦以欠款而不作應援之計，新軍第一標遂不支退散”。

　　國父“卷款出走”

　　1907正3月4日，孫中山在被驅(qū)逐出境前，接受了日本政府送的5000日元和商人鈴木久五郎饋贈的一萬日元。在沒有通知日本諸同志的情況下，只留下2000日元給《民報》，其他的都帶走用于他處，招致了章太炎等人的不滿。

　　當時《民報》經(jīng)費困難，章太炎幾次電告孫中山，希望能夠接濟，都沒有回應。他因此認定孫中山濫用捐款，把掛在《民報》社墻上的孫中山照片取了下來，寄給同盟會香港分會，附言說：“出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撕去。”因為黃興等人顧全大局才把事態(tài)平息下去。

　　1907年秋天，陶成章游歷南洋各島，想在華僑中籌款，請孫中山寫介紹信，孫沒答應，于是陶成章等人又大肆攻擊孫中山。

　　面對內(nèi)訌，孫中山想到哥哥因忠實地為革命捐款而破產(chǎn)的事實，痛心而又感慨地說：“從事革命十多年來所破費的資財，多是我兄弟兩個任之，如果說是為圖利計，我們又何必去干革命，以致拋棄了自己的資財，耗盡了兄長的家產(chǎn)呢?”

　　考慮到資金的來源，孫中山大概也只能這樣選擇，畢竟，南洋的華人華僑，多半來自兩廣。如果能在廣東占一塊地方，也便于爭取海外的援助。美國歷史學家韋慕庭最早注意到孫中山的廣東地域主義背景，他認為孫中山早年的活動，其實都局限在廣東人圈中，離開廣東及海外廣東人社群并無太大發(fā)展。

　　同盟會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實際上處于部分的分裂狀態(tài)。部分原光復會的成員，在東南地區(qū)自行其是。而來自中部的前華興會成員，也自己做自己的。“理解國父”還需時間為了革命的資本和武器，孫中山有時候會與友邦承諾一些不具革命性的條款。

　　1910年3月，孫中山與美國人荷默·利和布思會談，孫中山任命布思為同盟會“駐國外的唯一財務代表”，并且授他以處理貸款、收款和購買所有陸海軍裝備的代理人的全權(quán)。布思負責掌握鐵路建設(shè)的借款，割讓滿洲礦藏租借地給美國支持者。

　　1911年武昌起義后，孫中山轉(zhuǎn)道倫敦，尋求英國政府的幫助。孫中山答應在英國政府的建議下活動……他答應給英國和美國享有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的優(yōu)惠待遇。他將把中國的海軍置于服從他個人命令的英國軍官指揮之下。由于英國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凱，沒有理睬這些建議。

　　辛亥革命之后，孫中山在廣州執(zhí)政期間，為了其革命事業(yè)籌集經(jīng)費而加稅，必然引起群眾不滿。當?shù)氐?ldquo;老廣”，尤其是那些富裕的商人這樣形容孫中山：一生只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