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在上海創(chuàng)刊，翌年9月，更名為《新青年》。陳獨秀為《新青年》寫的發(fā)刊詞中說：“……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fā)于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斗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為鄰，而不為其菌毒所傳染也……”《新青年》浸染了整個時代，成了一代青年的啟蒙圣經(jīng)，對整個新文化運動的開啟功莫大焉。據(jù)周策縱估計，“五四”時期，即1917到1921年問，全國新出的報刊有1000種以上。杜威說，這些報紙最大的特點就是“有大量的問號”，“在一個信仰既有權(quán)威的教條，又是使人感覺滿足的國家里，這種提出疑問的熱潮，預(yù)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五四運動爆發(fā)后，北洋政府開始大肆搜捕學生。一位五四參與者回憶：“被捕的學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學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對著看守的警察演講起來，演講的學生大都‘垂淚而道’，而聽講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學生而大罵那些賣國賊段徐曹章輩者。”直系將領(lǐng)吳佩孚也致電徐世昌，聲援學生運動：“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彼莘莘學子，激于愛國熱忱而奔走呼號，前仆后繼……其心可憫，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孫中山得知消息，更其激動，干脆寫信給北大代校長蔣夢麟，要他“率領(lǐng)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五四運動感染了全社會，1919年6月10日，上海一位名叫紅蓮的妓女聯(lián)絡(luò)上海名妓，組織起了“青樓愛國團”，她們攜手上街，聲援學生，并在印發(fā)的傳單中稱：“我們花界，斯也雖剪，愛國則一。愿我同胞，拖定宗旨，堅持到底。國賊弗除，學生不放，誓死不休。”五四沖擊波也讓青年們的反叛熱情達到高潮。一位當年的見證者說：“我在南京暑期學校讀書，曾看見一個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喚作‘他你我’。后來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門口碰見一個朋友偕了一個剪發(fā)女青年，我問她：‘你貴姓？’她瞪著眼看了我一會，嚷著說：‘我是沒有姓的！’還有寫信否認自己的父親的，說：‘從某月某日起，我不認你是父親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有五四親歷者回憶說：“那一天，我們還是少年。”鄭振鐸還特意寫了一首詩《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犧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擋。我過不慣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慣奴隸的茍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權(quán)威！”蔣夢麟說，五四事件使中國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們的力量在于組織起來”。
　　
　　五四運動爆發(fā)時，適逢美國哲學家杜威來中國訪問。1919年6月20日，他從北京給女兒寫信說：“要使我們國家十四歲多的孩子領(lǐng)導(dǎo)人們展開一場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并使商人和各行各業(yè)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們的隊伍，那是難以想象的。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