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之后，成為北京電影制片廠文學部最年輕的編輯，曾受到過許多關注的目光。10年“文革”在我的同代人中遺留下了一大批老姑娘，每幾個家庭中便有一個。于是同事中熱心的師長們和阿姨們，都覺得把我“推薦”給自己周圍的某一位老姑娘簡直就是一件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4年中我難卻大家的好意，見過兩三個姑娘，沒“進行”戀也沒“進行”愛……
　　
　　我現在的妻子某一天走入了我的生活，她單純得很有點兒發傻，26歲了決然地不諳世故。她是我們文學部當年的一位黨支部副書記“推薦”給我的。那時我正寫一部兒童電影劇本，我說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待我寫完了劇本再考慮。
　　
　　一個月后我把這件事都淡忘了，可是“黨”沒有忘記，依然關心著我呢。
　　
　　某天“黨”鄭重地對我說：“曉聲啊，你劇本寫完了，也決定發表了，那件事兒，該提到日程上來了吧？”
　　
　　于是我的單身漢宿舍里，隔三差五的，便有一個剪短發的、大眼睛的大女孩兒“轟轟烈烈”而至，“轟轟烈烈”而辭。我的意思是——當年她生氣勃勃，走起路來快得我跟不上。我的單身宿舍在筒子樓，家家戶戶在走廊里做飯，她來來往往于晚上——下班回家繞個彎兒路過。一聽那上樓的很響的腳步聲，我在宿舍里就知道是她來了。沒多久，左鄰右舍也熟悉了她的腳步聲，往往就向我通報——哎，你的那位來啦！
　　
　　我想，“你的那位”不就是人們所謂之“對象”的另一種說法嗎？我還不打算承認這個事實呢！于是我向人們解釋——那是我“表妹”，親戚。人們覺得不像是“表妹”，不信。我又說是我一位兵團戰友的妹妹，只不過到我這兒來玩的。人們說凡是“搞對象”的，最初都強調對方不過是來自己這兒玩玩的……
　　
　　而她自己卻儼然以我的“對象”自居了。鄰居跟她聊天兒，說以后木材要漲價了，家具該貴了。她聽了真往心里去，當著鄰居的面兒對我說——那咱們湊錢先買一個大衣柜吧！搞得我這位“表哥”大窘。于是，似乎從第一面之后，她已是我的“對象”了。非但已是我的“對象”，簡直就是我的未婚妻了。有次她又來，我去食堂打飯的一會兒工夫，回到宿舍發現，我壓在桌子玻璃板下的幾位女知青戰友、大學女同學的照片，竟一張都不見了。我問那些照片呢？她說她替我“處理”了，說下次她會替我帶幾張她自己的照片來，而紙簍里多了些“處理”的碎片……她吃著我買回的餃子，坦然又天真。顯然的，她絲毫也沒有惡意，仿佛只不過認為，一個未來家庭的女主人，已到了該在玻璃板下預告她的理所當然的地位的時候了。我想，我得跟她好好地談一談了。于是我向她講我小時候是—個怎樣的窮孩子，如今仍是一個怎樣的窮光蛋，以及身體多么不好等等。并且，我的家庭包袱實在是重哇！而以為這樣的一個男人也是將就著可以做丈夫的，意味著在犯一種多么糟糕、多么嚴重的大錯誤啊！我曾以這種頗虛偽也頗狡猾的方式，成功地嚇退過幾個我認為與我沒“緣”的姑娘。然而事與愿違，她被深深地感動了，哭了。她說：“那你就更需要一個人愛護你了啊！”
　　
　　3個月后到了年底，某天晚上她問我：“你的棉花票呢？”我反問：“怎么，你家需要？”我翻出來全給了她。而她說：“得買新被子啦。”我說：“我的被子還能蓋幾年。”她說：“結婚后就蓋你那床舊被呀？再怎么不講究，也該做兩床新被吧？”我瞪著她一時發愣。
　　
　　10個月后我們結婚了。我陪我的新娘拎著大包小包乘公共汽車光臨我們的家，那年在下32歲，沒請她下過一次“館子”。
　　
　　妻子曾如實對我說——當年完全是在一種人道精神的感召下才決定了愛我。當年她想——我若不嫁給這個憂郁的男人，還有哪一個傻女孩兒肯嫁給他呢？如果他一輩子討不上老婆，不就成了社會問題？
　　
　　她是唯一沒被我的“自白”嚇退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