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人知道我當過中學語文教師,因為相對于二十來年的記者生涯,它太短了,僅一年。

　　可我經常懷念那一年。

　　1983年,剛走出大學校門的我,被分配在市里的一所中學教初一的語文,還兼班主任。

　　生性率直的我,感覺這個不茍言笑的職業太痛苦了。初來乍到發生的一連串的事情,更讓我手足無措。

　　那個時候,校方規定學生一律不得穿牛仔褲上學。每天早晨,校門口就守著幾位拿著小本的值日生,將穿牛仔褲的學生攔住,勸他們回家換服裝。有一天,值日生將穿著牛仔褲的我給攔住了,問我是高中部哪個班級的學生。恰好有個老師經過,幫我解了圍。她一邊陪我上樓,一邊語重心長地對我說,老師應該給學生作表率,“你看看,全校老師沒有一個穿牛仔褲的。”

　　第二天,我就換了一條黑裙子,女老師常選擇的那種。黑色常常代表莊重。穿了裙子的我又在走廊上被老校長叫住了,他和藹地提醒我,是不是把披在肩上的長發扎起來,因為校方也要求女生不能留披肩發的。還說,有個班主任反映,她班上有個女生不肯剪去長發,并振振有詞地辯解“范老師也是這個發型”。

　　我一聽,也覺得事情嚴重了。仔細地留意了一下女老師們的發型,她們都像是找同一個理發師剪理的,短發齊耳,唯一的裝飾品也僅是一枚黑色的細發夾。

　　在大家的勸說下,我下課后走進了學校附近的一家理發店。

　　理發師是個胖胖的婦女,她用手托起我長長的黑發,有些不忍地舉起了剪刀:“你可考慮好,這一剪子下去,就像腦袋掉在地上,可是接不起來的哦!”

　　我咬咬牙沒有作聲,只聽剪刀在我的脖后連續發出冷冷的“咔嚓”聲。女理發師從鏡子里發現我的眼淚奪眶而出,以為剪到了我的頭皮,后來才理解了我的疼從何而來。從小到大,我都梳著清湯掛面似的長發,上面也曾留下了姥姥溫暖的手溫,此刻,它們一起飄落在地。

　　老校長再次碰見我,很滿意地夸道“好”。我的目光凝視著操場上一排綠化樹,它們被修理得齊齊整整,宛若一個籠里蒸出的圓潤的大饅頭。

　　剪了短發的我,在同行眼里仍然不像個老師。至于老師應該是個什么樣兒,他們也說不太清楚。

　　有一天,我正在教室上課,喊一位同學回答問題,那位同學上課分了心,回答得南轅北轍,我忍不住想笑,但內心有個聲音嚴肅地提醒我:老師不能當著學生的面笑。可是他慌亂的第二次補答,更是讓人忍俊不禁,我實在憋不住,放聲笑起來,后來竟伏在講臺上直不起身。課堂當然解了大禁,那個同學也和大家一起笑得前仰后合。這一切恰恰被在走廊上巡視的老校長看見。

　　自然,我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他是個非常敬業的人,一生嚴謹,腰板挺直,灰白的頭發紋絲不亂,藏藍色的中山裝的領扣從來都是嚴嚴實實的。老人的心地非常善良,只是常常出格的我,不能不讓他傷心。這讓我很過意不去,又奈何自己不得。

　　每天早晨,校園僅有的一張乒乓球水泥臺桌常常被高年級的學生霸占著,初一的學生只能眼巴巴地看他們打球。我想了一個主意,從此早早地趕到學校,將自己的大包往乒乓球桌上一撂,俗稱占臺子。膽子再大的學生也不敢和老師爭桌子,于是,我們班的學生終于有了摸摸乒乓球拍的機會。他們有時也嚷著讓我上陣,但很快就將我打得落花流水,我只好重新排在隊尾。上課的鈴聲一響,大家比賽似的朝教室飛奔,有時裝備課本的包會遺落在樹杈上,學生會氣喘吁吁地拎著它追上來:“老師,你的書包。”

　　老是搶占乒乓球桌,也不符合我常常給學生講的機會均等的道理。后來,我鼓勵大家跳繩。可是沒有人天生愛甩繩子,尤其是孩子們。自然,天天給他們甩繩的還是我。當長長的繩兒在空中劃著優美的圓弧,蕩起孩子們銀鈴般的笑聲,我感覺自己正穿過長長的時空隧道,回到歡樂的少年時代,生活的陰云也暫時一掃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