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提倡“耕讀傳家”。耕田可以豐五谷，養家糊口，以立性命。讀書可以知詩書，明禮義，修身養性，以立德行。簡單講，就是謀生、立人。這樣一看，以耕謀生，自然不等于飛黃騰達。倒是論農耕、商耕、筆耕時，如何立人，成了關鍵。古人所謂的“讀”，不是為了做官發財掙大錢，不是為了今后前呼后擁、寶馬雕車香滿路，而是學些禮義廉恥。
　　
　　因而，從陶淵明“采菊東籬下”起，就有掛冠求去的人。近代史上有一人，曾是光緒十八年殿試的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又得授翰林院編修。但為了接觸近代西學，已辭官辦學的他渡重洋，遠赴德、法留學。此人就是被毛澤東稱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倡導大學“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主事北大，有茶事一件頗為有趣。起因是他聘了年僅26歲的胡適為教授，并親自為胡適編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作序，大力推薦，這引起了部分人的嫉妒與不滿。蔡元培知道后，給他們每人送了一份茶，獨沒給胡適。眾人正欣喜，卻得到一句回答：“胡適的肚子是干凈的，一心辦學為民。而你們個個妒火中燒，一肚子歪點子、臟思想，茶葉能清腸胃，送你們茶葉是幫你們解解毒。”此事，可稱為“清凈的哲學”。
　　
　　茶，對任何人也不說謊。
　　
　　竹影搖曳、向爐明性的清，華堂美器、琴伴茗煙的雅，鄉野茅亭、陋室粗杯的簡，一杯茶下了肚，誰得其真、誰得其表，實是與外在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