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最少的經濟學原理來詮釋過去千年的軍事史？在《城堡、戰爭與炸彈》一書中，經濟學教授于爾根·布勞爾與歷史學教授休帕特·萬·蒂爾完成了這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打翻奶桶還是殺死奶牛
　　
　　“二戰”時盟軍對德國戰略轟炸的效果很好地說明了邊際效益遞減原理。在1939年12月到1945年5月的66個月中，盟軍空軍對德國的10個戰略目標投下了755531噸炸彈，旨在通過戰略轟炸對敵人發動戰爭的基礎——戰爭物資生產、整體經濟，以及普通民眾的士氣——進行系統毀滅性的打擊。由300名文職雇員、350名軍官和500名士兵組成的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提交的報告指出：“戰略轟炸與戰術轟炸的關系就如奶牛和一桶牛奶的關系一樣。戰術轟炸就像打翻奶桶，讓敵人無法立刻得到補給；而戰略轟炸就像殺死那頭奶牛，使敵人徹底陷入絕境。”
　　
　　讓人驚訝的是，戰略轟炸顯然并未對德國的戰時生產造成嚴重的不利影響，德國的武器生產量不減反增，甚至在戰爭最后一年也是如此。按照英國皇家空軍的調查，盟軍每月成千上萬噸的投彈量，換來的只是德國戰時生產潛力下降2到4個百分點而已，德國飛機生產在1944年甚至達到39807架的峰值，而盟軍在1944年10月對德國投下了50465噸炸彈，是1942年5月154噸的328倍！
　　
　　從理論上說，美國海軍的諾頓投彈瞄準器可以將平均轟炸誤差縮小到30米，以致在戰時漫畫中投彈手可以問他的導航員：“地址是萊比錫斯特拉106號還是107號？”但在現實中，在月光明亮的夜晚平均每4次攻擊才能有一次把炸彈扔到距目標8000米以內的地區；在沒有月光的夜晚，這一比率更是驟降到1/20。由于烏云遮蔽，必須靠低速盤旋、肉眼觀察投彈目標而容易被德國空軍擊落，或缺乏導航設施而無法找到指定目標等原因，盟軍不得不將精確轟炸改為區域轟炸，將在易受攻擊的白天空襲改為在晚上空襲，這對更好地定位轟炸目標毫無作用，也無助于提高轟炸效果，甚至讓德國工人的士氣與熱情變得更加高漲。
　　
　　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對德國的戰略轟炸未能“殺死奶牛”，而只是不斷“打翻奶桶”。向“奶桶”射擊確實會使“奶牛”心煩意亂，停止或減少“產奶”。然而，伴隨著邊際效益的遞減，“如果第一顆子彈打灑半桶牛奶，第二顆子彈打灑了剩下半桶的一半，第三顆打灑了一半的一半的一半……當資源使用量乘以3，從1顆子彈到3顆子彈，灑出的牛奶數量從1/2遞減到1/4再到1/8”。兩位作者由此得出了讓人倍感沉重的結論：抽象的生產理論居然能在這個極其現實又血腥的戰爭世界中找到用武之地，這令人驚訝。然而對戰爭雙方而言，若能早點知曉該理論并聽從它的教誨，那么戰爭可能會更早結束。
　　
　　施里芬計劃與經濟學原理
　　
　　德軍總參謀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制訂的施里芬計劃，希望利用俄、法兩國總動員速度的差異，在日后陷入雙線作戰態勢時，先在東線以1/8的兵力防守俄國入侵，并盡可能地集中7/8的兵力在西線包抄進攻法國，計劃用6個星期擊敗法國后，將軍隊盡速調至東線以迎擊俄國的反擊。這一驚人而大膽的計劃，簡單得近乎天才但又充滿風險，它的付諸實施讓薩拉熱窩的一顆子彈引發了“戰爭中的戰爭、最后一場戰爭、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極大地重塑了整個世界。
　　
　　對施里芬計劃的堅持，必然使德國將其資源用于單一的方向：對法作戰的速戰速決導致德國救不了其主要的同盟國奧匈帝國，德國的資源也不足以支持大軍從陸地上入侵俄國或者建立一支能與英國相媲美的海軍。在兩位作者看來，“所有這些實際發生的情況都不意味著德國的決策者錯了，它僅意味著他們在選擇一個選項的同時不得不放棄其他選項”，這就是機會成本原理。
　　
　　德國的決策者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戰爭”是比“不開戰”更廉價的選擇，如果早日開戰，戰爭的收益將超過風險和成本，拖得越久情況越糟。此外，他們還認為將法國卷入戰爭不會提高德國的戰爭成本，既然法國必然會幫助其盟國俄國，所以能夠選擇的并不是是否選擇法國作為敵國，而是是否應先攻打法國。在這兩點上，德國人實際上采用的是權衡其行動潛在成本和收益的原理。
　　
　　要使施里芬計劃生效，德國的領導層不得不進行一系列的替代：擊敗法國和俄國是突襲英國的替代，采用地面力量作戰是依靠海軍的替代，速度是時間的替代，這就是替代原理的運用。
　　
　　計劃實施過程中，德軍在西線投入更多的部隊，卻未能相應帶來更多的優勢。新的作戰形式——塹壕戰的出現以及地理地形的影響，抵消了進攻方的數量優勢。增加的部隊越多，在軍事上能額外產生的益處卻越少，這正是經濟學家所說的邊際效益遞減原理。
　　
　　德國基于某些不完整或不準確的信息發動戰爭：一方面，德國認為如果德俄戰爭爆發，法國將會進攻德國，但現有證據表明，這可能不會發生；另一方面，德國相信英國將不會加入戰爭，或者說即使英國很清楚地表明會介入，德國政府依然選擇不相信這點，以致德軍在比利時遭遇英國遠征軍時大為震驚，這些都是不對稱信息原理的例子。
　　
　　德國名將亞歷山大·馮·克魯克指揮的德國第一集團軍，受命以梯隊形式跟隨友軍第二集團軍，但克魯克在沒有通知司令部的情況下選擇了以突進的速度前突。這一委托—代理問題，讓謀求速勝的德軍與法軍在巴黎附近的馬恩河防線僵持，德國由此陷入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絕望的德軍總參謀長小毛奇面色蒼白地向德皇威廉二世表示：“陛下，我們輸掉了戰爭。”
　　
　　一份基于純粹概念的、完美主義的天才作戰計劃，卻由于種種錯判和失誤，最終落得紙上談兵的下場。用19世紀初普魯士參謀總長馮·格羅曼將軍的話來說：“花幾年時間在辦公桌上制訂一個詳盡的作戰計劃純屬胡鬧，那是軍事領域的文學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