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人家叫我收藏家，我并不是很高興。過去收藏家必須有個標志——“著書立說”，沒有著書立說，你算哪門子收藏家？而且，今天的收藏，已經大大背離了收藏的宗旨。收藏最初的宗旨，往大了說，是一個民族的記憶、證據，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實時高度，通過收藏，你能看到我們的商代、周代、秦漢、隋唐、宋元、明清，文明和文化達到了一個什么樣的高度；往小了說，是滿足一些文人雅士的內心需求，幫他們理解紛雜的世界。
　　
　　不幸的是，現在全社會的收藏基本上已經轉變成為一種商業的博弈，至少99%的人是為了這個目的而來。所有人的說法都是“未來可以升值”，都以“他是否買了貴東西”為標準。從我的內心講，非常不喜歡：不是不喜歡別人加入這個隊伍，而是不喜歡把過去的凈土變得如此世俗化。
　　
　　我有時也可以理解別人的世俗觀，比如，宗教應該是最脫俗的，但今天很多宗教場所并不能免俗；同樣，我不能要求收藏界免俗，我們的社會處處體現世俗的話，讓收藏界變得高雅也是不現實的。但我也不愿意收藏界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與基本宗旨無關的領域：大家都談自己賺了多少錢、將來可能賺多少錢——我覺得這些沒有意義。
　　
　　其實我能感受到功利對我們的嚴重傷害，甚至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傷害。既然如此，就按照過去的說法：窮則獨善其身。這個“窮”是指精神上的，這社會是一個精神貧窮的社會，但我一定要獨善其身，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不能要求別人。
　　
　　我一個人不可能改善什么，只能保全我自己不同流合污，不向世俗低頭。人是要妥協和自衛的，但你妥協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為了下一步的成功。過去人們說，“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但今天的年輕人，第一不懂得尺蠖之屈，不愿意退回來、軟一下，不會；第二，認為前進就一定能成功，但他們又沒有前進的能力，每個人都好高騖遠。
　　
　　我們常說“勵志”，但勵志的標準是很高的，很多成功人物背后往往有特殊的因素，如果把他們當作全社會的勵志典范，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普通人就會認為上升通道不夠——問題是，你通到哪一站算夠呢？
　　
　　人光有自我判斷還不夠，很多人認為自己身懷絕技，怎么老遇不到知音？就是因為他們對周圍環境沒有判斷。有一天我看到一個資料，說中國缺400萬個經理人。我認識的很多老板都說，缺有管理能力的人；我自己也是，想找一個有執行力的博物館館長，愿意出百萬甚至千萬的年薪，但是找不到這么一個人。干不了這個活，那你還說什么呢？你覺得你行，但具體的事兒你做不來，然后就會埋怨團隊不好、環境惡劣、潛規則盛行。那別人怎么能夠生存呢？我覺得這是個社會問題——每個人的目標過高，就跟唱歌似的，調子一旦起高了，誰都唱不上去。
　　
　　今天我們全社會的文學修養都不夠，因為社會不躺在文學上生存。當然，我們更不注重史學。這非常可怕。從中國近幾十年的大片，都能看出來，創作者不讀書、沒思考。國內的很多電影，別人評判的全是技術活兒，哪個鏡頭用得不好，應該怎樣怎樣；但我一看，明擺著這導演不讀書。
　　
　　舉個例子，同樣是表達血腥，《辛德勒的名單》和《勇敢的心》都有對人性的思考。《辛德勒的名單》里最血腥的一幕是：黨衛軍槍斃工人，“啪”一槍沒響，又“啪”一槍沒響，再“啪”一槍，三槍沒響，滾蛋。這個工人經歷了三槍，但子彈就是不響。在我們的電影里，就一定要讓子彈響，打得血肉模糊你才覺得血腥，但《辛德勒的名單》里，不，踹開他去干活——當你看到他非常機械地干活，就會知道，人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會爆發出什么樣的力量；而且一個施暴一個受暴，兩人的表現截然不同，這里面有明確的對人性的思考。
　　
　　反觀我們的電影，都是單純的復仇，和《勇敢的心》差千萬里。看得越多，就越覺得可笑。我這么說，不是特指電影界，只是電影是特別大眾的文化代表，也可以說是民族心態的標志物。
　　
　　《一九四二》票房慘敗，這對馮小剛來說是唯一的一次慘敗，再看之后的《泰囧》，你就知道，我們這個民族是不看書的。《泰囧》的商業成功，連很多搞電影的也看不懂。《一九四二》已經變成一聲凄厲的鶴唳——鶴唳長鳴，鶴唳是悲哀的，會傳得很遠；而我們的電影大都是麻雀窩，嘰嘰喳喳，說的話毫無價值，這是我們社會現狀的一個映射。
　　
　　有一種說法是：“中國文化很多成不了體系，不像一棵樹，而是永遠像同心圓一樣。”同心圓的“心”是什么？儒家思想。漢代以后，儒家就確立了老大地位，卻沒有老二，中國文化中就沒有“老二文化”。中國文化中，一定有一個梟雄，就一個，完了就完了，你也不用問二三四。不信你隨便抓一個人，問問得了奧運會銀牌的有誰，多數人一個都說不出來，因為大家都不關心這個。
　　
　　中、日、韓三國都處在儒家文化圈，但側重點不同：日本側重忠，韓國側重孝，我們側重義：講義氣、兩肋插刀，但不幸的是——現在刀插向別人。
　　
　　同在儒家文化圈，日本人由于忠誠，社會管理成本極低；我們不重忠誠，所以社會管理成本巨高。我常說，一個人在中國能管10個人，到日本就能管500個人。經濟危機時，韓國、日本的很多企業員工愿意與企業共存亡，愿意減薪一半跟老板共渡難關，我們可能嗎？地震救援時，人家發放礦泉水只需要一個人；我們就得嚴陣以待，以免哄搶。講究孝道，我們跟韓國也不能比，你看在韓國電視劇中，孝道是第一位的，每個人進屋的第一件事要向長輩請安。我們有嗎？我們的電視劇里，永遠是兒女跟爹媽大喊大叫，少有長幼秩序。
　　
　　我們老說中國的法制不健全，其實是個誤讀。我們在秦漢時期有非常嚴明的法律制度，為什么法律在中國漫長的極權社會不能得以實施呢？因為用不上，僅道德一項就能把社會治理得很好。法律是高成本的社會治理手段，當你用一道鐵絲網就能攔住人，就犯不上筑一道高墻；當你用一根繩就能攔住人，就犯不上用鐵絲網；當你畫道線就能攔住人，就犯不上拉那根繩——什么方法成本最低？在地上畫條線最低。在國外的機場，地上畫條線，沒有人會逾越；在中國就得攔著，每個角上站一個人看守。社會若既沒有忠又沒有孝，就剩下一個功利的“義”時——當我跟你講義氣的時候是求回報的——那我們這個國家怎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