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穿越到上世紀80年代初，一定會被街頭的“時尚青年”所震驚。
　　
　　他們騎著自行車，戴著深色鏡片的“蛤蟆鏡”，穿著格子襯衫和喇叭褲，踏著锃亮的小皮鞋，梳著大背頭，手中拎著錄音機在街頭呼嘯而過。你可能看得目瞪口呆，沒錯，這些時尚青年中，可能就有你的父輩。
　　
　　人們不會無緣無故打扮成這樣。從經濟學角度來說，每一種行為都在釋放信號。
　　
　　那些時尚青年的行頭，在當時都是奢侈品。比如說“蛤蟆鏡”，這種太陽鏡當時都是廣東貨，售價十多元一副（記得千萬別把上面的不干膠標記撕掉）；自行車的地位和現在的轎車差不多，最好的自行車是上海產的鳳凰牌，其次是天津產的飛鴿牌和上海產的永久牌；至于錄音機，那時候大約只有一種日本三洋牌的，一開始是單喇叭，售價200多元，后來出了雙喇叭、四喇叭，價錢漲到三四百元——這可相當于一個青年大半年的工資，所以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的。
　　
　　騎著鳳凰自行車，拎著三洋錄音機，和今天那些富二代開著音響震天響的跑車一樣，都是炫耀行為。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所說，一個信號要在競爭對手之間表現出可信性，它必須難以造假（當時可沒有仿冒產品）。如果一方傳遞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而得利，那另一方則被迫暴露對自己不利的信息（自己沒有這些裝備）。而那些跟著別人的錄音機跳舞的，當時被戲稱為“蹭響的”。
　　
　　當特定信號物的成本不斷下降，有越來越多的人買得起時，它們就失去了身份象征的作用。比如上世紀90年代初的電視劇中，那些黑社會的大哥永遠拿著一部像磚頭一樣笨重的“大哥大”，今天則已成為可笑的古董。
　　
　　當農村姑娘由于整日在戶外勞作而擁有古銅色的皮膚時，淑女們便會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的皮膚保持白皙；當大多數女性開始在室內工作以后，古銅色的皮膚又變成有閑暇時間在戶外度假的奢侈象征。
　　
　　牛津大學的學生喜歡穿著帶有牛津標志的T恤，但是到了上世紀70年代，當穿帶有牛津標志的T恤成為一種風潮時，真正的牛津學生便不再穿它們，轉而佩戴起他們所屬學院的徽章。而這些徽章，市面上可買不到。
　　
　　關于手提錄音機這件事，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當它發出的信號產生變化時，便有了以下這一幕：
　　
　　上世紀70年代末，印度時尚青年和中國時尚青年一樣，以在公共場合提著錄音機大聲播放為時髦。當時的印度政府為了推進減緩人口增長的政策，開始用這種錄音機來獎勵做結扎手術的人。于是，這種時尚一夜之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