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除了死亡以外，其它都是塔瑪霞兒（玩耍）！”維吾爾族的這句諺語，曾被作家王蒙多次提及，“維吾爾族人如果有兩個馕，他只吃一個，另一個留著敲打——哪怕餓著，他也能唱歌跳舞。”帕爾哈提的身上也流淌著這種樂生文化，連續幾天的采訪拍攝里，他時不時問記者，你覺得好不好玩兒？好玩兒就對了！
　　
　　把我唱給你聽
　　
　　相識14年的死黨迪力開玩笑說，“我才是第一個對他轉身的人。”迪力當年在酒吧聽帕爾哈提唱歌，被他的嗓音迷住，等一唱完立馬捉住他，就此結識。熟了以后，迪力介紹帕爾哈提認識“維族鄧麗君”——后來成為帕爾哈提妻子的女歌手帕孜來提。
　　
　　帕孜來提17歲時出過一盤磁帶，唱傳統維族歌曲為主，人又漂亮，是新疆當時女神級的歌手。彼時15歲的帕爾哈提聽過她的卡帶，“多么漂亮的女聲音，這種感覺”。5年后倆人真正認識，一起錄音，也一塊兒跑過場子，再后來就和身邊投契的朋友組了正式的樂隊“酸奶”，在烏魯木齊的酒吧駐唱。
　　
　　“酸奶”這一名字的出處也在迪力。2002年，迪力做導游帶團，愛玩的帕爾哈提經常一塊兒去，到后來“算半個工作人員吧”，迪力每每介紹完景點后，都會祭出本團特色：“我們還有個酸奶子樂隊的主唱。”帕爾哈提就彈起吉他給客人唱歌。這次《好聲音》之后，還有當年的游客給迪力打電話，求證是不是那個唱歌的小伙子。
　　
　　迪力半開玩笑似的隨口一說，帕爾哈提倒是真喜歡，正如他后來多次對外界解釋的，酸奶寓意“聲音是天然的，而音樂就是聲音發酵后產生的東西”，樂隊成員雖幾經更換，這名字卻一直保留了下來。
　　
　　駐唱十來年，帕爾哈提偏愛安安靜靜的酒吧，沒有人爛醉扔酒瓶，玩骰子泡妞的那種。有客人吃完飯就靜靜等著，酸奶樂隊來了，幾首歌唱完，客人起身穿衣服走人。帕爾哈提很珍視這些真正尊重音樂的客人，并用自己的方式體貼他們：“隨便唱幾首是很不負責任的，我會看看今天來了哪些客人，年齡大一點的多，就唱六七十年代的歌曲；年輕一點的多，唱一些八九十年代的，我會特別注意，所以人家一聽就舒服。”
　　
　　一個馕都沒有的日子
　　
　　“他是那種賺了五百能花掉七百的人。夜場散了，朋友們一起吃飯，吃高興了，他今天賺的錢就沒有了。”作為深深賞識帕爾哈提音樂才華和為人的朋友，迪力很心疼他這樣子跑夜場，一直攛掇帕爾哈提殺一趟上海，去當時更好的平臺唱歌。帕爾哈提倒是不以為意，沒錢的日子也不愁云慘淡，只要能唱就行。
　　
　　酒吧畢竟還是生意場，不是音樂烏托邦。2007年，酸奶樂隊被當地市場“逆淘汰”了。老板們只想要主唱，用CD機伴唱代替樂隊伴奏，便宜又省事。帕爾哈提堅持真唱，又不肯散樂隊，結局是他炒了酒吧老板。
　　
　　7年后，《好聲音》的一次教唱采訪中，導師汪峰說到：“帕爾哈提有時就像一面鏡子，照出我這幾年一路走來迷失的東西，提醒我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知道是不是帕爾哈提的選擇，讓他想起1999年樂隊鮑家街43號的往事。
　　
　　“如果回去要錢，我媽絕對會罵我，所以就忍著。”就這么扛了一個月，冰箱空了，褲兜也掏不出一分錢，連買個馕的錢都沒有了。帕爾哈提還記得最后一根煙，狠狠抽了兩口，完了給最熟悉的酒吧老板打電話，要求繼續唱歌。
　　
　　在這美妙的時刻
　　
　　就這么又唱了三年，生活起了些變化，帕爾哈提和帕孜來提結婚了，還有了一雙可愛的兒女。沒變的是，帕爾哈提還是沒多少錢，至于名氣，出了新疆160萬平方公里的范圍，也不太好說，以至于伯樂降臨時，帕爾哈提也沒有第一時間發覺。
　　
　　2010年，一個德國游客在酒吧聽到酸奶樂隊的現場，當場很激動地表示，要帶他們去德國參加音樂節，并出專輯。一個月后，帕爾哈提收到了歐洲東方音樂節的邀請函，才知道那位游客是歐洲音樂論壇的創辦者邁克·德瑞爾。
　　
　　“我覺得，如果從未見過我的人，喜歡我的音樂，我就有點成功了。”2010年夏天，酸奶樂隊在德國的教堂里演了第一場，帕爾哈提唱完一首歌后，全場靜默五秒，突然臺下嘩嘩嘩，觀眾全都站起來鼓掌，鼓了好長時間。“我對自己說，沒白干，十幾年這么過來，終于有人認可你了。”
　　
　　第二場演出本來是一個半小時，最終演了兩個半小時，返場多次。累極了的帕爾哈提那天晚上，只花了十幾分鐘，就寫下了歌曲《父母》，獻給亡故的雙親。“你兒子現在是個好人，我覺得實現了你們當時的期望，像你們希望的那樣娶了妻子，也有兩個可愛的孫子，在這樣美妙的時刻，你們在哪里？而這世界就是這樣，人們生來無助，動物也和我們一樣，我已知足。”
　　
　　“等我有了錢”
　　
　　帕爾哈提的漢語詞匯有限，要表達對某個事物的喜歡，他總是反復說“多么漂亮，多么好”。他熱愛自然，喜歡動物，聊起徒步、登山、攀冰、滑雪、騎馬這些事兒來，神色差不多可以用“眼中有火、臉上有光”來形容。呆在新疆偉大雄奇的大山大水里，帕爾哈提是最放松和自由的，甚至有點兒“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意味。
　　
　　2003年生日的前一天，帕爾哈提從馬背上摔下來，在地上被馬拖著跑了很遠，足足在診所躺了一個多月，整個背部全是疤痕，每天噴藥，疼得要命。“我站起來以后跟個怪物一樣，就像《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
　　
　　傷好之后，帕爾哈提還去找到那匹馬，抱抱它，跟它說“不是你的問題，是我的問題。”當時還是女朋友的帕孜來提以為他再不敢騎馬了，豈料沒過多久，帕爾哈提去庫車地區寫生，又上馬背了，險些被鐵絲割瞎眼睛。
　　
　　2008年夏天，他們的婚禮也辦在了大山里的草場上，二十多頂帳篷當客房。開場設計居然還是馬！帕孜來提坐在馬背上，由帕爾哈提牽著，緩緩入場。樂隊唱歌，親友們烤肉、喝酒、跳舞，后來下起了毛毛雨，也絲毫不影響大伙兒的興致。死黨迪力直接喝斷片兒了，在大巴上一路吐回城。
　　
　　隨后的蜜月旅行，帕爾哈提夫婦和幾個朋友一起自駕去北疆，玩兒了十來天。“他喜歡帶我們到野外支帳篷，晚上點一堆火，喝著酒，文案話，唱唱歌。”男人之間聊天，總有個話題的開頭是“等我有了錢”。帕爾哈提的版本讓迪力印象深刻：他不求大富大貴，只想買個房車，一家人住到野外，回歸大自然。
　　
　　當年的夢想很快就實現了，帕爾哈提在離烏魯木齊市區50公里的南山腳下租了個院子，正在裝修，他的設想是一樓酸奶樂隊排練場地，二樓居住兼顧畫室，院子里養些小動物，種些菜，和小時候一樣。
　　
　　在大自然中，現場錄一個沒有任何后期修飾的專輯，是帕爾哈提接下來的夢想。“他甚至想要在冰川上現場演出。”好兄弟兼“御用”攝影師庫爾班江，如今又非正式地扮起酸奶樂隊的經紀人。
　　
　　他鼓勵酸奶樂隊商演，相識4年，徹夜聊天多次，庫爾班江很熟悉帕爾哈提的脾性。“他其實也不太喜歡提起錢，他這個人有錢沒錢就是這樣，沒有任何變化。他不太想自己成為一個錢的奴才，但是我說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擺在他面前，你有了資金以后，才能實現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他同意了。”
　　
　　在維吾爾族的文化觀念里，每天都要做好事，做了好事是sawap，做了壞事就是gunah。帕爾哈提也總是強調，“好好做好每一件事，我們就是快快樂樂地死，那種感覺多么漂亮，多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