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著名科學家”是一個要求頗為苛刻的標簽。近現代以來，中國能夠當得起這個稱謂的人，可謂鳳毛麟角。
　　
　　不少女性在考慮是否要走科學這條道路之前，首先要闖過性別關。
　　
　　即使到今天，也很難說男女在各行各業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追溯到20世紀初期——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何澤慧和石油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陸婉珍出生的年代，女性的社會地位則更低。
　　
　　想成為一名科學家，她們不僅需要內心堅定，努力爭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還需要有和反對的聲音據理力爭的勇氣。
　　
　　開明、男女平等的家風和雄厚的財力，在當時是女性獲得優良教育的重要基石。在這一點上，兩位女科學家有著極為相似的家庭背景。何澤慧的父母出自官宦望族，而陸婉珍則出身書香世家。
　　
　　盡管擁有家庭方面的天然優勢，她們還是需要以異于常人的勇氣去爭取學習機會。例如，何澤慧在早年的求學之路上，就兩次險些因為性別問題被導師拒之門外。
　　
　　第一次是考大學時。1928年清華大學開始招收女生，何澤慧于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與她同級的28個物理系新生中有8名女生，但當時的系主任葉企孫主張“女生一個都不要”。《何澤慧傳》的作者、科學史專家劉曉推測，或許葉企孫覺得，女生學物理比較難，而且物理系的畢業生將來有可能要從事與戰爭相關的工作。
　　
　　“但她就是不服輸，努力爭取，她性格中有很積極的一面。”劉曉用3年時間收集了與何澤慧有關的翔實資料，撰寫成書。
　　
　　在得知可能被勸到其他系之后，何澤慧“挺身而出”，和女同學們一起據理力爭：“你們為什么在考試成績之外設立一個性別條件？招生的時候沒有說啊！”最后，系里只好同意她們先試讀一學期。
　　
　　經過幾輪淘汰，最初的28名新生只剩下10人，何澤慧是勝利者之一。沒想到，相似的一幕竟然在她前往德國攻讀博士學位時重演了。
　　
　　從清華大學畢業后，與何澤慧同級的男同學，包括后來成為她丈夫的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都被老師引薦到可以為“抗日報國”作貢獻的南京兵工署等單位工作，但女生幾乎不在考慮范圍。
　　
　　選擇留學德國的何澤慧一定要爭這口氣。“兵工署不要我們，我自己去找德國軍事專家的老祖宗去！”劉曉在書中解釋道，這位“老祖宗”就是德國軍事專家克蘭茨教授——現代彈道學的開創者、“兵工署”的顧問，當時幫助中國籌建了彈道研究所。
　　
　　一心想救國的何澤慧堅持要學習實驗彈道學，請求克蘭茨教授接收她，但被拒絕了——彈道專業此前從未收過外國學生，更沒有收過女生。
　　
　　何澤慧窮追不舍。她對克蘭茨說：“你可以到中國來當兵工署顧問，幫我們打日本侵略者；我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這里來學習這個專業，你為什么不收我呢？”克蘭茨教授被問得啞口無言，只好同意她先以旁聽生的身份試試。第一學期結束后，何澤慧便轉為正式學生。
　　
　　她在追求女性平權的道路上又勝利了。
　　
　　過了性別關之后，若還要在“科學家”之前加上“著名”二字，則是更大的挑戰：一方面，需要有引領某領域科學發展方向的能力；另一方面，還需要有服務全局的胸襟。如果說前者是技術問題，后者則是意識問題。
　　
　　何澤慧的父親何澄曾親歷八國聯軍侵華，憤而留學日本。他曾說：“若想中國不受外國欺負，必須把外國的強項學到手，我就是傾盡家資也要送你們出去。”
　　
　　陸婉珍的父親陸紹云從小目睹國家貧窮落后，加之受到愛國主義教育的影響，一早就決心走實業救國的道路，后來也遠赴日本，學習紡織技術。
　　
　　父輩為了民族富強、國家興旺所作出的努力深深地印在年幼的何澤慧和陸婉珍心里。數十年后她們成為大科學家，有人問最初是什么讓她們對科學產生的興趣，陸婉珍回答：“大部分是由于科學救國的思潮。”何澤慧則率真地回答說：“沒有興趣，沒有興趣，那時候就是為國家……”
　　
　　愛國和有社會擔當是彼時成為大科學家的必備條件。但僅有愛國之心是不夠的，她們還需要“靜默地想救國的方法”——這是何澤慧17歲時經歷日本侵華的感悟，也是諸多像她一樣的救國科學家奉行一生的行為準則。
　　
　　為救國，這些“不起眼的小女孩”選擇去啃科研的硬骨頭。
　　
　　1940年何澤慧在德國克蘭茨教授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而后前往法國與丈夫錢三強會合，共同在居里夫婦的實驗室工作；比何澤慧小10歲的陸婉珍在美國知名化學家希斯勒教授指導下于1951年獲得博士學位，與石油化工學家閔恩澤結為伉儷，并供職于一家著名的精制玉米公司。
　　
　　盡管她們已經在國外獲得了相對優裕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以及良好的發展前景，但“梁園雖好，非久居之地”，救國之心從不敢忘。錢三強曾說：“正是因為祖國貧窮落后，才更需要科學工作者回去改變她的面貌。”
　　
　　抱著這樣的信念，1948年，何澤慧和錢三強夫婦登上了從法國出發的輪船。回國后他們創建了我國首個原子學研究所，雙雙成為我國核物理領域的奠基人。
　　
　　1955年，陸婉珍和閔恩澤夫婦也登上了從美國出發的輪船，回國后創建了我國首個石油煉制工業研究所，開了我國油品分析技術的先河。
　　
　　除了白手起家、勇于創新，這兩位女科學家還對科技發展趨勢有著敏銳的嗅覺和準確的判斷力。例如，何澤慧的研究重心從原子核物理、原子能，到中子核物理，再到宇宙線，始終站在我國核物理研究中最迫切需要，也最關鍵的一線。陸婉珍早年堅持研究的不被學界看好的近紅外光譜油品分析技術，如今竟有愈來愈熱之勢。
　　
　　褚小立是陸婉珍的學生，曾跟隨她學習工作近20年。讓褚小立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人不要被物降住。”
　　
　　盡管陸婉珍家境殷實，但她從小恪守儉樸的習慣。加之幼時受祖母淡然生活態度的熏陶，似乎從沒有什么事能夠擾亂她的心緒，對于物質生活，更是要求極低。
　　
　　在褚小立的記憶里，陸婉珍每年冬天的打扮都一樣：一件深藍色呢子大衣、一頂棕色的帽子和一條毛圍巾。這身衣服她至少穿了20年。
　　
　　聽說有女學生出門不知道該穿哪雙鞋時，陸婉珍說：“這有什么難的，你準備兩雙鞋，在家穿一雙，出門穿一雙不就行了？人不能被物降住，物應該為人所用。”
　　
　　陸婉珍認為人生在世要處理好三級關系：最低級別的是人與物的關系，中級是人與人的關系，而最高級的是人與自我的關系——“我們最終要學會與自己和解”。
　　
　　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追求。不管外界有什么聲音，陸婉珍向來都在自己的路上走得平靜而堅定。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陸婉珍和何澤慧單純、平和地度過了干校時光。
　　
　　傳記中寫道，談及挑煤的活兒，陸婉珍總會驕傲地說：“我很有本事，我個兒大，有力氣，會掌握平衡。修廁所是項技術活，我做得也可以。”
　　
　　何澤慧似乎比陸婉珍還要樂觀，由于“身體老弱”，她只領取了敲鐘、看場等任務，她竟然像在科學實驗室測算數據一樣將敲鐘時間計算得分秒不差，最后所有人都用這個時間來對表。其間她還順便用自制儀器在荒郊野地里完成了對貝內特彗星的觀測。
　　
　　在劉曉看來，這些科學家早期完整的、長期的教育和科研經歷，已經使她們獲得了飽滿而堅定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她們心中的追求，多大的風雨都難以撼動。
　　
　　事實上，她們的人生信條早已被鎖定，正如居里夫人給何澤慧和錢三強的臨別贈言所說：“要為科學服務，科學要為人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