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克·梅菲爾德博士訪問德士堡救濟院時，一次正要外出，不小心跟一個年老的清潔女工撞了個滿懷。為了掩飾這尷尬的一刻，弗蘭克·梅菲爾德博士開始發問：“您在這里工作多久了？”
　　
　　“這地方差不多剛開放時，我就在了。”女工回答。
　　
　　“您能跟我講講這地方的歷史嗎？”
　　
　　“我想我可能講不出什么，不過我可以帶你看些東西。”
　　
　　于是，她拉著他的手，領他走到一間地下室，這是這座建筑最古舊的一處地方。地下室有一間間看似小型牢房的屋子，屋子的鐵欄桿都因年代久遠而銹蝕了，她指著其中一間說：“這就是他們過去關安妮的籠子。”
　　
　　“安妮是誰？”博士問道。
　　
　　“安妮是個年輕姑娘，她已經無可救藥了，所以她被帶到這里——就是說誰都拿她沒辦法了。她會咬人、尖叫、往人身上扔吃的東西。醫生護士甚至沒法給她做檢查，對她束手無策。我看到他們試著想辦法，她就朝他們吐口水，又抓又扯。我只比她小幾歲，我常想：‘要是我被關在這樣的籠子里，我肯定也不愿意。’我想幫她，可又不知能做什么。我是說，要是醫生護士都不能幫她，像我這樣的人又能做什么呢？”
　　
　　“我想不出什么別的好辦法，所以就在一天晚上收工后，給她烤了些布朗尼蛋糕。第二天，我把蛋糕帶了進去。我小心翼翼地走近她的監房，說：‘安妮，這些布朗尼是我專門為你烤的。我把它放在這邊的地板上，你愿意吃的話就自己過來取吧。’然后，我以最快的速度離開了那里，因為我怕她會拿那些蛋糕扔我。但她居然把布朗尼拿去吃了。
　　
　　“從那以后，我在附近的時候，她對我的態度稍微好了一點。有時我會跟她文案話。一次，我甚至把她逗笑了。一位護士看到了，就去告訴了醫生。他們問我，愿不愿協助他們一起幫助安妮。我說如果幫得上忙，我愿意。就這樣，后來每次他們想去看望安妮或是要給她做檢查，我總是先進監房，作一番解釋，讓她安靜下來，握著她的手。也就是這樣，他們才發現，原來安妮幾乎失明了。”
　　
　　他們跟這位女工合作了約一年后，珀金斯盲校敞開了自己的大門，他們有辦法幫助安妮。安妮在那里繼續上學，后來，她自己也成了一名老師。
　　
　　后來安妮回到德士堡救濟院訪問，也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幫著做點什么。起初，院長沒有表態，后來他想起剛剛收到的一封信。一位先生在信中談到自己的女兒。她刁蠻透了，簡直像頭野獸。
　　
　　他告訴院長，她又瞎又聾而且“精神錯亂”。他已經無計可施了，但又不想把她送進收容所。所以他寫信來詢問他們是否認識什么人，或老師，能到他家幫幫他的女兒。
　　
　　就這樣，安妮·沙利文成了陪伴海倫·凱勒一生的良師益友。
　　
　　海倫·凱勒在接受諾貝爾獎時，曾被問及對她一生影響最深的人是誰，她說：“安妮·沙利文。”但安妮說：“不，海倫，對我們倆的人生都有最深影響的，是德士堡救濟院的一位清潔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