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衛校畢業的于津從遼寧本溪來到北京，在同仁醫院找到了一個工作，成了一名護士。兩個月后，她申請到了眼科門診。六個月后，她又來到了眼庫。
　　
　　一天，眼庫主任潘志強把她叫到辦公室，問她想不想做勸捐員。“勸捐員？”于津一頭霧水，“什么是勸捐員？”
　　
　　一頭霧水的絕不僅僅是于津一人。迄今為止，勸捐員，對于很多人來說仍是一個陌生的職業。2003年5月，深圳市眼科醫院護士陳淑瑩成為中國首位職業勸捐員，其工作的主要內容就是勸患者死后捐獻眼角膜。
　　
　　“你考慮一下吧。”潘志強解釋完這個工作后。補充了一句，“肯定會挨罵，可能會挨打。”
　　
　　她上網查了很多關于陳淑瑩的資料，看了電視臺采訪陳淑瑩的視頻。光明使者，愛心大使，角膜勸捐第一人……陳淑瑩有很多光環，但讓于津印象深刻的是，她是個不受歡迎的女護士。
　　
　　她想到了遠在本溪的父母。打電話征求父母的意見，她花了很長時間向父母解釋“勸捐員”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工作。最后，母親說：“要做就不要怕挨罵，不管怎么樣，我和你爸支持你。”撂了電話，于津覺得心里熱乎乎的。
　　
　　“我怎么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其實，21歲的于津并不是第一人選。眼庫主任潘志強本來是想找年紀稍微大一些的護士，但是沒有人愿意做。勸捐員風里來雨里去的，不如在辦公室舒服，待遇也不好。
　　
　　成為勸捐員之后，于津去的第一個地方是北京東城區一家醫院。潘志強給她開了一封介紹信，讓她先去醫院的宣傳辦溝通，得到允許后再去病房。
　　
　　于津先去了病房。她從一樓轉到頂樓，把住院樓轉了個遍。因為沒有到探望時間，很多家屬都站在走廊里，互相聊著天。于津選了一個看上去很慈祥的老太太，走上前和人家聊天。聊了五分鐘，她沒敢說自己的身份。
　　
　　隨后于津去了院辦，人家說：“你把宣傳資料放在這里，我們請示一下領導，過幾天聯系你。”過了幾天，沒有等到電話的于津再次來到了這家醫院。對方告訴她：“你們這個宣傳資料不好，有別的嗎？”至于進病房，于津得到的回復是“不可能”。“去過好多醫院都是這樣，醫院擔心我的出現給病人帶來負面影響吧。”
　　
　　普通醫院之路暫時是行不通了。于津決定去臨終關懷醫院。
　　
　　依然是先嘮嗑。于津選定了一位50歲左右的中年人，壯著膽子就上去了。通過交談得知，這位中年人的兒媳婦患了宮頸癌，晚期。于津問他：“你對捐獻眼角膜這個事情怎么看啊？”
　　
　　“挺好的啊，為社會做貢獻。”
　　
　　眼看談得差不多了，于津向他介紹了自己的身份，問能不能和他的兒媳婦談談。對方聽了之后，連連擺手，“不行！不行！你這個人這叫什么思想啊！年紀輕輕的干點什么不好？”說罷，起身便走。
　　
　　成為勸捐員之后，于津每天將裝滿宣傳資料的大包掛在胸前，游走于北京大大小小的醫院、臨終關懷醫院之間，一天下來疲憊不堪。
　　
　　頭三個月，于津一個也沒有勸成。“那段時間我都快對自己失去信心了，有時候我突然會想，我是不是真的特別招人厭煩？我怎么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喜訊”
　　
　　2008年春節期間，于津終于等來了第一個捐獻者。
　　
　　于律清楚地記得自己接到捐獻者家屬電話時的心情，心臟一陣狂跳。從此，她特別愿意看到自己的手機上出現陌生號碼的來電，因為這代表著一個可能的捐獻者。
　　
　　法律規定，眼角膜捐獻必須是死后捐獻，禁止活體捐獻。出于運輸和保存等醫學上的要求，于津和她的同事們必須在捐獻者去世6個小時之內趕到現場，取出病人的眼角膜。
　　
　　這意味著當捐獻者家屬還沉浸在生離死別當中時，于津他們就急匆匆地趕過去，在家屬的心頭再插上一把刀。“你的話語很真誠，你的眼睛也很亮，但是你們的出現特無情。”一位捐獻者家屬這樣對于津說。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別人愛聽的都是喜訊，于津關心的卻是死訊，對于勸捐員來說，死訊就是“喜訊”。
　　
　　2008年4月16日，于津和眼庫同事們趕到酒仙橋醫院，89歲的捐獻者唐琳剛剛過世。正當他們準備進行眼角膜摘取手術時，一位家屬提出了一個問題：“需要把我媽的眼球也摘了？還是只取眼角膜？”
　　
　　“得把眼球一起摘了。”于津回答的聲音很小。
　　
　　一時間，病房里一片死寂。捐獻者的兒子的眼淚一下涌出來。“只摘眼角膜不行嗎？我們不知道還要摘眼球啊！”捐獻者的女兒，68歲的唐麗清，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于津。
　　
　　“只取眼角膜容易感染。眼球一起摘，好保存，成活率高。”于津解釋著，“你們如果無法接受，現在反悔還來得及。”所有家屬的目光都聚到了唐麗清一個人的身上。過了好一會兒，她轉頭看了一眼母親的遺體，背對家人，快速地說了一句：“摘吧。”
　　
　　這次事情之后，于津很長時間都忘不掉捐獻者兒子那瞬間而出的淚水。
　　
　　之前，談妥一個捐獻者后，于津會在心里長舒一口氣，“哇，真是不容易，終于有一個填表的了！”
　　
　　現在，她有時候會問自己：當別人打電話給自己，自己應不應該高興呢？為什么會高興呢？
　　
　　此題無解。但于津知道，自己恢復的時間越來越短。剛開始，每次取眼角膜回來，她都需要好一段時間來恢復，從別人的悲傷中走出。現在，她想開了：“自己取回來一個，等待的病人就少一個，又多一個人重見光明。”
　　
　　2008年，于津完成了主任規定的任務，15個。年底，于津得到了300塊錢獎金。對于第一年的勸捐生活，于津總結：“最大的收獲是習慣了被拒絕。”
　　
　　孤獨的戰斗
　　
　　勸捐員要挑戰的，其實是中國人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
　　
　　2009年秋天，于津去豐臺區一家醫院進行勸捐工作。剛開始，于津和一位病人家屬談得很好，但隨行記者要拍照時，這位家屬立即發起火來：“你還給我拍照片，別人怎么說我？說我把我親娘的眼角膜都捐了，不留個全尸，你還好意思上報紙？”
　　
　　意識確實是最大的阻礙，而恰恰也是最重要的推動力量。
　　
　　斯里蘭卡人口僅1500萬，但是簽字同意志愿捐獻眼角膜的人數超過500萬，占全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已向57個國家捐獻了5萬多對眼角膜，至少10萬盲人獲益，重獲光明。這要歸功于其國家廣為宣傳器官捐獻的社會意義，捐獻眼角膜帶給眼病患者光明的觀念深入人心。
　　
　　于津逐步調整了自己的工作思路：從原來主要的一對一勸捐，發展到利用宣傳彩頁和宣傳海報進行大范圍的宣傳，爭取能夠影響到盡可能多的人。
　　
　　而現在，于津在進行一場“孤獨的戰斗”。2009年初，中國第一個職業勸捐員陳淑瑩——于津曾經的榜樣——辭職下海經商去了。
　　
　　“最好的結果是，我失業了，但大家都知道眼角膜捐獻是怎么一回事。”于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