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學畢業的那一年起，我就決定以后只為自己的成長而念書，再也不要為了糊口謀生而念別人要我念的書。因為大學時自己有自修的基礎，而且在哲學的學習上有一位讓自己心服的老師，所以，我根本沒有出國念書的打算。后來因為想要以教書為業，而工學院畢業的人當時不能在中小學和高職任職，因此念了碩士。碩士畢業后，意外地留在臺灣清華大學當講師，自己找研究題目，自己寫論文發表，并且找時間繼續思索自己的哲學問題和人類文明發展的議題。
　　
　　這樣的生活很充實，又可以跟一家人安定地生活在一起，因此不管先父如何勸誘，長輩如何督促，我都不肯出國。
　　
　　但是，當我被迫出國完成學位之后，我卻經常鼓勵自己的孩子出國。我給了他們3個出國的理由：
　　
　　看見自己能力的極限
　　
　　我在臺灣新竹中學的3年，記憶最深刻的是第一次跑后山3000米的越野長跑。我一向是個文弱書生，從來都不運動。平時在樂隊有活動，可以不參加越野長跑的訓練。一下子跑3000米，而且后半段是上上下下的山坡路，要在30分鐘內跑完全程，對我來說根本就不可能。我跑到上山的地方就不行了，大腿僵硬到根本提不起來，簡直像是在腿上綁著千斤沙袋（長跑的人跟我說這叫“撞墻”）；卻因為怕來不及30分鐘內跑完，只好繼續靠意志力艱苦地跑下去。大概又過了5分鐘，腿好像麻木了一樣，失去感覺，也不再酸痛，竟然可以加快腳步繼續跑完上坡與下坡的后半程。從此以后我知道了一件事：人的潛力往往遠比他所能知道的更大，要事到臨頭才會被擠壓出來。
　　
　　不過，后來我再也沒有過這種經驗，直到去劍橋讀書。指導教授給我的研究題目純屬理論的分析與證明，不需要跑程式，也不需要做實驗。他的指示很清楚：一年內搞清楚這個問題過去所有的爭論，并且提出可以突破既有瓶頸的研究方向與初步構想，兩年內拿出可以發表的研究成果。他跟一位柏克萊電機系教授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爭論十數年而無法解決，卻要我在一年內想出解法，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因為壓力太大，我整天思慮不斷，連睡覺和煮飯時都在想。我每天煮飯，只有在切菜時怕切到手指頭而稍微緩一下思緒，勉強算是休息。
　　
　　最夸張的一次是累得睡著了，卻夢見這個問題的解法，然后在夢中跟自己講：“趕快醒來！”于是半睡半醒地爬起來，寫下腦袋里的方程式，又累得回到床上，卻在夢里接下去推導公式，再把自己叫起來。就這樣一夜起來七八次，直到第二天過了中午才勉強爬起來去洗臉。我還來不及吃飯就趕快去看昨晚寫的東西，緊張到心臟都快跳出來了。雖然一夜半睡半醒寫下來的東西有許多小錯，但每一行看起來邏輯上都是對的，如果一直都這樣下去，這個學術界爭論十數年的問題就將要有解了！
　　
　　結果……真的是對的！一個晚上的半睡半醒，竟然把累積了3個月的線索和思緒全部整合起來，勾勒出完整的解題程序！我胡亂吃過東西，又倒頭回去睡了一場大覺，睡掉3個月來不眠不休的疲倦，也因為我需要一個極端清晰、流暢的腦袋，才能夠毫無差錯地把已經勾勒好的解題程序一步一步地核驗，并重新寫下來。
　　
　　這一場大挑戰給了我第一個出國的理由：看見自己的潛力。
　　
　　畢業前我又自己解決了兩個難度相當高的問題。我也曾問自己：在劍橋的研究都是自己完成的，后來連題目都是自己想的，真的還有出國的必要嗎？我的回答是：“有！”若非劍橋之行，我沒有那個膽識挑戰高難度的核心問題。若非劍橋之行，我沒有機會從歐陸訪問學者那里知道歐陸的年輕人怎么念哲學。而且，若非劍橋之行，我不會知道臺灣地區的人原來這么行！
　　
　　當然，我也會提醒出國的學生：如果出國還找中國學生多的指導教授，那也沒太大意義，還是可以從學長那里知道老師的脾氣和畢業的底線，不會真的去挑戰自己的極限。
　　
　　去看看外國的文化
　　
　　我鼓勵兒女出國，第二個理由是去看看外國的文化，了解自己在臺灣看不到的層面。但是，不是去看倫敦的雙層巴士或哈羅德百貨（Harrods），那些東西電視上就看得到。出國最好的禮物當然是去看電視上看不到、在臺灣學不到、甚至連自助旅游都體會不到的東西，才是最值得的。
　　
　　被迫出國之后，我選擇了英國，因為那里最接近德國和法國。我原本只是希望去看原畫，看建筑，卻沒想到最后的收獲遠遠超過了這些，我第一次從可以一起生活、交往的人身上，感受到歐陸的學術傳統。
　　
　　劍橋有很多學院，我挑的學院專收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因此有很多機會接觸歐陸來的學者。其中一位來自瑞典的理察，按德國學制的精神主修哲學和文學，曾經到巴黎跟過德希達一年，到劍橋來是研究渥茲華斯的美學思想。另外一位來自冰島，吃飯時總是拿著一本美學評論，讀起哲學的專業雜志就像在讀《時報周刊》那么輕松。還有一位現在任教劍橋的英國朋友，研究的是拉丁美洲的文學與電影。把3個朋友進行對比，就可以看到歐陸（尤其是德國系）的學術傳統跟英國迥然不同。
　　
　　英國鼓勵大學生專注于一個領域去深入研究，較少鼓勵學生旁通。但是理察的學習過程就讓我很羨慕。瑞典的文科學術傳統承襲德國，他們除了重視專業的領域，也重視相關學科的旁通。而且，他們的年輕人遠比我們幸福：他們的美術史與建筑史是在歐陸各國看原作，音樂史是在各國的戶外音樂會上聆聽，而文學史則是邊讀書邊看著城市和人們的身影、表情。26歲以下的年輕人只要買一張廉價的歐洲青年卡（1987年時一張只要臺幣5000元），就可以不限次數地在歐陸搭乘飛機之外的一切交通工具，包括火車、跨城市的國道車、市區公交車與地鐵，以及輪船。因此，理察的暑假通常是邀約七八個同好一起旅行，晚上睡臥鋪車、青年旅館或者在公園搭帳篷，食物來自大賣場或超市。他習慣于跟不同科系背景的朋友一起旅行，大家一起規劃行程，在前往下一個城市的火車上或夜里，音樂系的朋友講授和下一個城市有關的音樂史，美術系的朋友講美術史，每一個人都以自己專長的知識貢獻給這個小小旅行團。理工學院的學生也常常加入這些小旅行團，介紹跟各個城市有關的偉大科學革命。
　　
　　這讓我想起出國前讀的海森堡回憶錄《物理及其外部：挑戰與對話》，物理學家海森堡在高中時，經常躺在谷倉上讀柏拉圖，而且彈得一手好鋼琴。有一次去訪問一位音樂系的朋友，被朋友的媽媽發現他的音樂造詣甚至高于自己的兒子，因而問他：“你為何舍棄音樂的天分而去學物理？”他回答：“因為那里正在進行一場思想的革命。”愛因斯坦在1905年發表“相對論”之前，跟朋友組織了一個“奧林匹亞科學院”，每晚聚在一起研究史賓諾莎、休姆、康德、馬赫和波恩卡列等人的哲學著作，希望借此重新認識當時物理學界一系列無法解釋的現象。對物理黃金年代（20世紀30年代）的那些人而言，不僅人文科系間沒有門墻與藩籬，理工與人文之間也是沒有國界。
　　
　　跟歐陸朋友的互動讓我逐漸感受到歐陸學術傳承的獨特性：他們連藝術創作者也會因為物理革命的沖擊而勇敢地開創全新的風格。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之后，39歲的康丁斯基受到震撼而宣布了古典美術的結束和繪畫革命的開始，而當時年僅23歲的史特拉汶斯基則準備要掙脫古典音樂的束縛，開啟無調音樂的全新領域。
　　
　　去了劍橋，我才體會到：大學之所以大，就是因為它提供給我們一個全方位的廣闊成長空間，一切有益于開展生命格局的發展都成為可能。假如我們進了大學卻只學到一個科系最基礎的皮毛，真的很可惜！但是，要看見這樣的大格局，恐怕還是要出國才有可能，我在臺灣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學術群體。
　　
　　不出國去見識真正的大師，的確很難相信有嚴肅、扎實的跨領域學術。
　　
　　見識真正認真思考文化問題的人
　　
　　一個年輕人問我：“真有必要出國嗎？”我給了他第三個出國的理由：在臺灣靠書本了解歐洲文化，總是欠缺那么一點真實的人味，太蒼白、抽象、沒有血色。等到出國，見到那些真正認真在思考文化問題的人，了解他們的學術問題如何連接到他們的生活與情感，這才會真正地感受到歐洲文化原來是有血有肉，而不再是只有單薄的骨架。
　　
　　出國前我就已經對西方文化有許多的了解，熟讀許多名家的小說，一些經典的哲學著作，也從臺灣清大圖書館的畫冊里熟悉他們的美術史，從錄音帶里熟悉他們的古典音樂。但是到了英國才發現：他們寫出來的只是冰山一角，和較熟的朋友互動時，有另一套學術著作里看不到的東西。這才知道文化不只是著作，而是從著作到生活一氣呵成的。
　　
　　出國前就知道英國人的保守與拘謹，反映在哲學上是我討厭的實證風格。到了英國，才慢慢發現他們可取的一面。第一次的文化沖擊來自一張火車票，上面寫著：“Wetakenoresponsibilityforanythingbeyondourcontrol。”我想了很久，真的！誰能為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事負責？
　　
　　為了改善我的英語發音，我曾有一個英語老師。每次跟他約下次見面，他都會給我一個時間，叫我“trythisday”。我問他：“WillIseeyouornot？”他回答：“Likely。”（應該會。）問了很多次，他才很勉強地說：“Highlylikely。”（十之八九會。）每次我問他為何對這種小事都沒辦法敲定，他總回答我：“你為何每次都以為未來的事可以事先敲定。”我不服氣，每次離開時都故意說：“I'llseeyouonMondayat9：00。”他會神秘地笑一笑，不置可否。我跟他鉚上了，每次都刻意提前到他家門口，等著手表時針指著9的時候敲門。他也總是很有紳士風度地跟我說：“你真準時。”直到有一天，我的腳踏車鏈子斷掉了，當天遲到。從此以后，我只好改口說：“I'llseeyouonMonday，hopefully。”
　　
　　因為一些機緣，我認識一位從曼徹斯特大學退休的人類學系教授，常到他家喝下午茶聊天。所謂的“聊天”，其實是非正式而又很認真地談學術圈內的話題（不是人間是非與八卦），譬如臺灣的政治、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20世紀60年代學生革命、亨利·摩爾的雕塑以及他們夫妻在非洲做過的田野工作。有一位劍橋退休的歷史學教授偶爾會過來一起聊。這些英國人，學術著作硬邦邦，絕不談“主觀”的情感或好惡；但是坐在好友家里，話匣子一打開，還是對學術懷抱著一堆私人的情感與好惡，一點都不像書本上讀到的英國人。
　　
　　出國前我有大中華文化情結，做人做事只問動機，不問后果，是倫理學上“動機主義”的典型。為此，我跟幾位哲學系的朋友論爭，他們舉出兩次世界大戰各種愛國情操所肇下的殘酷殺戮，說得我啞口無言。從此以后，才知道英國的拘謹、務實有其背后的智慧，不是異文化的人可以隨便批評的。
　　
　　在臺灣，“歐美”并稱，順口得很。到了英國，才發現英國人跟美國人之間有很多心結，而且很多英國人不以為自己是歐洲人，而法國人跟德國人更是南轅北轍。這才真的了解到歐洲是個多元文化的地區，所謂的“西方文化”到了歐洲，就變得太模糊而沒有意義。
　　
　　這些點點滴滴，多半是要在當地當學生，跟當地人變成朋友，才有機會深入地交談，從而了解。有了這些了解，以前在書上讀過的會變得更加鮮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