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宣統三年農歷八月十九，宜動土，忌祈福。這一天是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星期二。當時中國還沒有武漢這個名稱，只有武昌、漢口和漢陽。當時的統治者是愛新覺羅·溥儀，再過幾個月滿6歲。
　　
　　這年4月，廣州黃花崗起義，24歲的林覺民從容赴死，他起義前寫的《與妻書》后來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5、6月間，清政府將商辦的粵漢、川漢鐵路收歸國有，準備賣給外國，又未能補償民間損失，遂掀起了全國大規模的保路運動；一向被認為溫和閑適的成都，保路運動卻最為激烈，由此引發的“成都血案”激起騷亂。
　　
　　清政府緊急調動湖北新軍入川鎮壓，導致湖北兵力空虛，由文學社和共進會兩個革命團體為主的革命黨人，決定趁勢起事。之前，他們已在絕大部分由漢族士兵組成的湖北新軍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9月24日，革命黨人開會制訂了一個極其詳細的起義計劃，決定于10月6日，農歷八月十五中秋節這天，在湖北和湖南同時起義，舉兵反清。湖北方面決定由劉公為總理，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孫武為軍務部部長。
　　
　　可是人多嘴雜，難保機密。湖廣總督瑞澂聽到風聲，宣布今年中秋不放假，全城戒嚴，月餅只能在家里吃。所有新軍官兵不準離營外出，嚴禁以各種名義“會餐”，軍營中秋聯歡會提前一天舉行。戒嚴期間，除值勤士兵可以攜帶少量子彈外，其余彈藥一律收繳集中保管。
　　
　　敵人有了提防，起義就不好辦了。這時湖南方面又說10月6日不行，沒準備好，必須延期。無奈，指揮者決定起義推遲10天，10月16日鄂、湘兩省同時發難。
　　
　　二
　　
　　既然推遲了10天，有更充裕的時間準備，當然更要保證萬無一失。把總指揮部設在俄租界的寶善里，也是為了安全起見。
　　
　　10月9日中午，孫武等人在指揮部里配制炸藥。此時劉仲文的弟弟劉同也來了，他點起一根煙，興致勃勃地在一邊看炸藥。據說他實際上是炸藥的出資人，所以誰也不好意思提醒他：為了健康，更為了安全，不能吸煙。
　　
　　煙癮過完，劉同看看周圍，找不到煙灰缸，只有旁邊一個臟兮兮的盆子像是裝垃圾的。于是他將還在冒煙的煙頭精準無比地丟了進去。
　　
　　就像點燃奧運會主火炬，“轟”的一聲炸藥爆炸，火焰躥起，煙霧升騰。盆里裝的正是準備一周之后使用的炸藥，而且貨真價實，絕非山寨貨。離得近的孫武當場被炸得面目全非，被沒有受傷的其他人趕緊送往醫院，劉同倒是安然無恙。
　　
　　此時大火已經一發不可收拾，滾滾濃煙四起，左鄰右舍大呼救火。其他人準備把起義的文件和同志花名冊帶走，可是它們都被鎖在柜子里。鑰匙呢？沒人知道鑰匙在哪兒。
　　
　　還沒來得及想辦法，俄國巡捕已經到場，控制住未逃走的人之后仔細搜查，不僅發現了危險的炸藥，用大斧劈開柜子后還找到了起義名單、旗幟、通告、彈藥、印信。很快，這些東西包括劉同在內的6人，全被俄方移交給了清政府湖北當局。
　　
　　劉同很快就統統招了。湖北布政使陳樹屏建議銷毀名冊以安眾心，督府師爺張梅生主張按名冊搜捕。
　　
　　湖廣總督瑞澂聽從了張梅生的建議。他立即下令關閉四城，按名單四處搜捕革命黨人。眼看事已敗露，總指揮蔣翊武決定于當晚12時立即發動起義，以南湖炮隊的炮聲為號。他派遣鄧玉麟去南湖炮隊傳達命令：炮一響，大家就行動！
　　
　　可是到了晚上12點，一點動靜都沒有。因為全城戒備森嚴，交通好比現代大堵車，鄧玉麟緊趕慢趕，12點過才回到炮隊。此時已是“軍港的夜啊，靜悄悄”，炮兵兄弟們早已全部關燈睡覺，誰起來給你放炮啊！而且就算炮響也沒用。離12點還有半個小時，軍警就已闖入文學社總部，蔣翊武僥幸逃脫，而被捕的起義骨干彭楚藩、劉復基和楊宏勝，第二天清早，人頭就被掛到了武昌城的門樓上。
　　
　　至此，起義領導人已經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革命軍一盤散沙，一片混亂。
　　
　　瑞澂已經知道了有人要造反，又掌握了具體名單，最好的處理方式只有一種：分化處理，暗緊明松。暗緊，就是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拿著繳獲的名單將為首的統統抓起來，抓住了該殺立即殺，該關馬上關；明松，就是要安撫人心、息事寧人。一般起事都是帶頭的幾個人，下面小嘍啰的革命意志哪有那么堅定。這時要盡快告訴大多數人：大家都是好兄弟，都是一小撮亂黨在搗亂——現在已經全被抓起來了。大家安心工作、報效朝廷，榮華富貴大大的有。
　　
　　瑞澂下令關閉所有城門，禁止出入，貼出告示：新軍官兵一概不得出營，一律按名冊捉拿，就地正法。
　　
　　這一下立即捅了馬蜂窩。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一共有5000多名，絕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不在名冊上。于是謠言四起：一開始說瑞澂要把革命黨人全部殺掉；跟著又傳不只是革命黨，瑞澂要把剪辮子的人都殺掉（好多新軍士兵都已偷偷剪了辮子）；再后來說只要是漢族新軍，就要被殺掉！你不信？門樓上的3顆人頭還掛在那兒呢！
　　
　　當局很快也覺得措辭不妥，告示上改成了“除主謀外，既往不咎”。但為時已晚，病毒式傳播的流言成了最好的戰前動員，新軍人人自危，個個都想活命，最終大家達成了共識：不起事，大家死路一條；要活命，只有先下手為強。
　　
　　瑞澂萬萬沒有想到，就因為告示上少寫了8個字，讓本來無心造反的人也下決心造反到底了。
　　
　　三
　　
　　既然要起事，誰來打響這第一槍呢？
　　
　　10月10日晚上7點過，陸軍第八營的哨長（即排長）陶啟勝查夜，發現班長金兆龍、士兵程定國正抱著步槍仰臥睡覺，旁邊還有一盒子彈。
　　
　　陶啟勝沖過去，厲聲訓斥：“干什么！想造反是吧？”
　　
　　金兆龍回罵：“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樣？”
　　
　　兩人扭打起來，程定國一槍托把陶啟勝打倒在地，然后背后補上一槍。據說這就是武昌起義的第一槍！
　　
　　此時連續趕來彈壓的三名軍官都被程定國一一擊斃，軍營大亂。第八營班長、共進會代表熊秉坤立即鳴笛集合，宣布正式起義，前去占領楚望臺軍械庫。
　　
　　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義，當晚占領了楚望臺軍械庫。“不想死的就跟著來！”什么話都不及這句有鼓舞性，立時響聲四起，一呼百應，起義人數達到3000余人。占領了軍械庫之后，起義軍掌握了大批輕重武器。晚上10點半，開始分三路進攻湖廣總督的官署和旁邊的陸軍司令部。
　　
　　當時駐守武漢地區的清兵約有22個營，除5個營參加起義完全成為革命軍隊以外，還剩下17個營，大約相當于起義軍的3倍。其中以總督衙門的警衛部隊火力最為猛烈，因為機關槍配備較多。士兵又大多是老兵，射擊技術好，實戰經驗也豐富。
　　
　　此時，張梅生建議死守官署。他向瑞澂進言：“新軍嘩變，事出有因。如今只是一時躁動，不但立足未穩，而且群龍無首。只要堅守靜待援軍趕到，再設法告知士兵既往不咎，以安撫人心，可保大局無虞。”
　　
　　而瑞澂的漢人小妾廖克玉卻死勸瑞澂離開總督官署，去長江上的楚豫號炮艦上指揮。她的理由也很充分：上了兵輪，進可攻，退可守。老爺萬金之體，留在這里，一旦有什么閃失，叫一家人如何是好？何況此時不走，過一會兒就走不脫了！
　　
　　清政府湖北軍政最高長官瑞澂，再一次敗在了選擇題上。他這次沒有聽張梅生的，而是帶領全家老小從后院撤到了長江的軍艦上。此時起義軍現場成立的40人敢死隊正勇往直前，人人心里明白：今晚不攻下督署，明早大家黃泉路上再見。而守衛總督官署的士兵一見瑞澂都跑了，我們還在這里拼命，誰比誰傻啊？
　　
　　士氣此消彼長，總督官署很快被拿下。瑞澂離開總督府上艦，反而指揮失靈，清軍大亂。凌晨1點30分，整個武昌被起義軍控制。第二天，武漢三鎮全部被起義軍占領。大清朝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就此倒下。
　　
　　四
　　
　　武昌起義之前，起義是很難的事情。武昌起義之后，各地起義容易得讓人不敢相信。
　　
　　武昌起義之前，孫中山先后發動并領導了多次武裝起義，無一成功。尤其是廣州黃花崗一役，林覺民、喻培倫等精英的犧牲更是讓革命黨人損失慘重。
　　
　　所以當孫中山在美國收到武昌即將起義的電報時，他內心其實是拒絕的。他想回電讓湖北新軍暫時按兵不動，一定要慎之又慎地等待時機，避免重蹈黃花崗的覆轍。
　　
　　10月12日，吃完早餐正準備去回電的孫中山買了一份早報，掃了一眼，感覺全身的血都不流了：一行醒目的黑體大字專電“革命黨人占領武昌”。當日，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并號召各省民眾起義響應。
　　
　　短短兩個月內，湖南、陜西、廣東等15個省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而獨立。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退位，清朝滅亡。以武昌起義為標志的辛亥革命爆發，延續2000余年的中國封建王朝就此落幕。
　　
　　此時無人知道，漢口俄租界寶善里爆炸后的廢墟下面，也許有個煙灰缸輕輕地笑了一聲：“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