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有許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當面和背后都稱他為“老金”。大概時常來往的熟朋友都這樣稱呼他。
　　
　　金先生其人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
　　
　　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陽光。因此他呢帽的前檐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后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只鏡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后來他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一些，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沒有改變。
　　
　　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聯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樣的。聞一多先生有一陣穿一件式樣過時的灰色舊夾袍，是一個親戚送給他的，領子很高，袖口極窄。朱自清先生有一陣披著一件云南趕馬人穿的藍色氈子的一口鐘。除了體育教員，教授里穿夾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個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國治了也還是不大好，走起路來有點深一腳淺一腳。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金先生教邏輯
　　
　　邏輯是西南聯大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班上學生很多，上課在大教室，坐得滿滿的。在中學里沒有聽說有邏輯這門學問，大一的學生對這課很有興趣。金先生上課有時要提問，那么多的學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來——聯大是沒有點名冊的，他有時一上課就宣布：
　　
　　“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于是所有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就有點緊張，又有點興奮。那時聯大女生在藍陰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紅毛衣成了一種風氣——穿藍毛衣、黃毛衣的極少。問題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風頭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聽著，完了，說：“Yes！請坐！”
　　
　　學生也可以提出問題，請金先生解答。學生提的問題深淺不一，金先生有問必答，很耐心。有一個華僑同學叫林國達，講廣東普通話，最愛提問題，問題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覺得邏輯這門學問是挺“玄”的，應該提點怪問題。有一次他站起來提了一個怪問題，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林國達同學，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perpendiculartothe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于黑板），這什么意思？”
　　
　　林國達傻了。林國達當然無法垂直于黑板，但這句話在邏輯上沒有錯誤。
　　
　　后來，林國達游泳意外淹死了。金先生上課時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這一堂課，金先生一直沒有笑容。
　　
　　有一個同學，大概是陳蘊珍，即蕭珊，問過金先生：“您為什么要搞邏輯？”
　　
　　邏輯課的前一半講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周延、不周延、歸納、演繹……還比較有意思。后半部分全是符號，簡直像高等數學。她的意思是：這種學問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覺得它很好玩。”
　　
　　金先生的學生
　　
　　除了文學院大一學生必修邏輯，金先生還開了一門“符號邏輯”，是選修課。這門學問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書。選這門課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幾個人。學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講著講著，有時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這堂課就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王浩現在在美國，前些年寫了一篇關于金先生的較長的文章，大概是論金先生之學的，我沒有見到。
　　
　　王浩和我是相當熟的。他有個要好的朋友王景鶴，和我同在昆明黃土坡一個中學教學，王浩常來玩，來了，常打籃球，大都是吃了午飯就打。王浩管吃了飯就打球叫“練盲腸”。王浩的相貌頗“土”，腦袋很大，剪了一個光頭，聯大同學剪光頭的很少，說話帶山東口音。他現在成了洋人——美籍華人，國際知名的學者，我實在想象不出他現在是什么樣子。前年他回國講學，托一個同學要我給他畫一張畫。
　　
　　我給他畫了幾個青頭菌、牛肝菌，一根大蔥，兩頭蒜，還有一塊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畫的。我在畫上題了幾句話，有一句是“以慰王浩異國鄉情”。王浩的學問，原來是師承金先生的。一個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個好學生，也值得了。當然，金先生的好學生不止一個人。
　　
　　金先生的趣味
　　
　　金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幾個聯大同學住在金雞巷，陳蘊珍、王樹藏、劉北汜、施載宣（蕭荻）。樓上有一間小客廳。沈先生有時拉一個熟人去給少數愛好文學、寫寫東西的同學講一點。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題目是沈先生給他出的。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系。有人問：那么《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里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里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后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為得意。
　　
　　金先生是個單身漢，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只很大的斗雞，這只斗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學家的教授，時常來往的，據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沈從文，張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閑話片刻而已。金先生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現在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學建筑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于鑒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么請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么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帶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
　　
　　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輪車上東張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擠人，熙熙攘攘，誰也不會知道這位東張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學問，為人天真、熱愛生活的大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