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包這個小小的物件，不僅折射出不同國家孩子的童年生活，而且能讓人們感知這些國家不同的教育觀念。
　　
　　對于自己的童年，你的記憶是什么？是散落在水泥地上的彈珠，還是飛在空中的紙飛機？是作業本里整齊排列的田字格，還是一直面帶笑容的班主任老師？
　　
　　或許，你的記憶里還有一個書包。無論你出生在哪個國家，在怎樣的家庭長大，兒時的書包都見證了每個人成長中的快樂和傷感。書包里所承載的絕不僅僅是書本、文具，更是孩子們的整個童年。
　　
　　美國：小學生的舉“重”若輕
　　
　　早上7點多，美國洛杉磯五年級小學生卡勒從父母的車里下來，背著四四方方塞得鼓鼓的書包，拎著小飯盒和水瓶來到學校。
　　
　　周圍的許多大孩子們都拉著拉桿式書包匆匆地奔向校門。卡勒的書包因為太沉，拉桿已經壞掉，他干脆把書包背在肩上。
　　
　　五年級的卡勒個頭不小，書包的體積也十分驚人。打開書包，除了厚重的課本和作業本，只有學習用具，沒有手機，沒有MP3，沒有iPad，沒有游戲機，沒有零食。
　　
　　在中國，人們常接受這樣的信息：美國小學生的課業負擔很輕，他們的書包一定是全世界最小、最輕的。其實這樣的情形只適用于美國低年級小學生。
　　
　　艾文是卡勒的弟弟，剛上小學一年級。和哥哥相比，艾文的書包輕了許多，里面只有一盒彩筆、一個文件夾和一個作業本。
　　
　　美國小學低年級的學生基本沒有課本，老師上課時會分發講義。到了三年級，老師上課才使用課本。美國的課本大都是16開銅版彩印，硬皮精裝，一本書有1公斤重。
　　
　　近年來，美國小學開始提供免費課本，規定課本不能涂寫，不能損壞，用完歸還學校，然后一屆一屆的學生接力使用。
　　
　　在學校，小學生們都有自己專屬的柜子存放東西，但很多時候為了完成作業，孩子們不得不把課本帶回家，再加上文件夾和作業本，10公斤重的書包在美國小學校園里隨處可見。
　　
　　不過，沉重的書包并不意味著美國孩子有繁重的課業壓力。
　　
　　在美國，中小學學生上學是按家庭居住的學區擇校，和成績無關。放學后，孩子們不是在免費開放的圖書館里讀書，就是在運動場運動，或是在音樂房里擺弄樂器—就像卡勒兄弟，哥哥在學校里愛上了美式橄欖球和滑板，弟弟學了鋼琴。
　　
　　日本：統一制式的方形小書包
　　
　　在日本東京澀谷區惠比壽的加計塚小學附近，每天下午三四點鐘都能看到一群群小學生走出校門，他們的背上是五顏六色且形狀方正的小背包。
　　
　　小學生的書包，在日本街頭具有超強的標識功能。因為日語讀做“Randoseru”的書包是日本小學生特享的“權利”。Randoseru起源于荷蘭語“Ransel”，本意為雙肩包。相傳19世紀末期，日本引進了西方的軍隊建制，當時的士兵都背著一種方形的背包。1885年，一所日本精英小學覺得這種背包簡潔實用，于是在學校里推廣使之成為這所學校的“校包”，后來逐漸被全日本的小學采用。
　　
　　這種書包最早由帆布制成，然后被人們改進為皮質。現在，一種名叫“克拉里諾合成革”的材料被廣泛運用于日本小學生書包的生產中。這種材料不但耐用，而且與真皮書包相比有著明顯的價格優勢。
　　
　　最早，小男孩只允許背黑色的書包，小女孩則背紅色的書包。現在，小學生可以選擇的顏色真是太多了。
　　
　　對一年級的小學生來說，從爺爺奶奶那里獲得一個Randosru，是一件比入學更幸福的事情。這種書包非常耐用，大部分學生在漫長的6年小學生活中，只要一個就夠了，廠家也把這種書包的保修時間定為6年。
　　
　　日本小學教室的入口處都設有書包柜，每個柜子都標有學生的名字。學生進教室前要先換鞋，然后把書包放在柜子里。
　　
　　在東京一所小學當教務干事的中川女士介紹說，小學生一般把筆記本、課外作業和鉛筆盒等放在自己的書包里。另外，他們也把午餐盒墊、紙巾和手帕這類日常生活用品放在里面。學校是不允許學生把漫畫和游戲機放在書包里的。為了避免學生私自夾帶與教學無關的東西，教師偶爾會抽查書包。
　　
　　現在的小書包規格統一，高約30厘米，寬23厘米，側邊寬18厘米。在沒有放入任何東西的情況下為1。2公斤。這種尺寸設計，完全符合存放小學生課本和老師課上的復印材料以及A4分類式文件夾的需要。
　　
　　統一制式的書包被認為是日本教育理念的象征，即團結、紀律、勤勞與敬業精神。出自軍營的小書包自誕生之日起，就帶上了遵守紀律、講究團結的烙印，而書包的耐磨性則代表了勤勞與刻苦以及敬業精神。
　　
　　挪威：不公布成績的考試
　　
　　挪威的小學一般在周五下午2點就放學了。孩子們通常會待在學校玩耍，書包就放在操場的旁邊。這些書包顏色各異，大小不一，歪歪扭扭地堆放一起。
　　
　　打開五年級學生哈拉德？多米尼克的書包，里面只有三四本書和一個飯盒，不超過2公斤。多米尼克介紹，挪威的小學生都不用把課本帶回家。在五年級，他所學的課程包括挪威語、英語、數學、宗教、科學、音樂等。
　　
　　多米尼克說：“從一年級到五年級，學校平時不安排考試，只在學期末測驗一次。”
　　
　　不公布考試成績，更沒有班級排名。每個學生的學習情況，只有任課老師和學生本人知道。家長想了解，必須學生本人簽字同意，老師才會告訴家長。
　　
　　在挪威，小學的教育理念傾向于“重培養、輕成績”，很多學校在孩子很小時，就開始培養他們對于隱私的保護意識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在教學樓大門口不遠處，站著四五個高個子女孩兒，其中兩人不僅身上背著書包，手里還提著一個鼓鼓的包。
　　
　　姑娘們說，那是為藝術體操課準備的放運動服的包。談起自己書包里的東西，這幾個五年級姑娘爭先恐后地展示自己的“寶貝”。一個膚色較深的女孩馬上從書包側口袋里掏出一支口紅。她的朋友拿出了便攜式電腦，表示那就是她上課用的筆記本。
　　
　　另外一個小女孩背著一個快要墜到地面的巨大書包。她也是個一年級學生，書包里放著一只布絨泰迪熊。“老師允許我帶著它上課，因為有它在我能感到安心。”小女孩說。
　　
　　俄羅斯：書包里的兩雙鞋
　　
　　9歲的尼基塔是小學三年級學生，就讀于莫斯科市區斯維布洛沃一家普通的學校。
　　
　　他的書包是帆布材質的，通體為藍色，上面繪有卡通人物，看起來極為普通。打開書包，里面有數學、俄語、文學閱讀等課本，還有日記本、塑料文具盒和幾本薄的練習本。尼基塔說，自己每天都帶著游戲機和手機上學。
　　
　　為給學生減負，俄羅斯教育部門對書包、課本的規格和重量以及課時設置等，做出了非常具體的規定：一至四年級學生的課本每本不應該超過300克，五至六年級為400克，七至九年級為500克，十至十一年級為600克。
　　
　　除了書包，尼基塔每天上學還要帶一個塑料袋，里面裝有備用鞋。“不帶鞋要被老師蓋紅戳的（警告的意思）。”尼基塔表情認真地說。
　　
　　俄羅斯學校的這個規定跟天氣有很大的關系。俄羅斯冬季漫長，市政部門為防止路滑，經常在人行道上潑灑融雪劑，人走上去，鞋會被雪水打濕、弄臟。到了春天，積雪融化，地面全是黑水，人上街一趟，鞋又臟又濕。俄羅斯學校對學生的儀容儀表要求嚴格，不僅要求更換鞋，而且外套也一定要脫掉，存放到存衣處。
　　
　　翻開尼基塔的課程表，可以看到他每學期有12門課，其中超過1/3跟藝術直接或間接相關，包括美術、音樂、舞蹈（韻律體操）、勞動實踐（手工）、自然等。按照俄羅斯中小學課程的安排，美術、音樂課一直要上到八年級，而舞蹈、體育課持續到中學畢業。
　　
　　除了學校教育，很多家長為了增強孩子的藝術修養，常常給孩子報額外的藝術培訓班。在日常生活中，家長們還經常帶孩子看畫展、參觀博物館、看芭蕾、聽音樂會等。可以說，這種藝術教育已經深入到每一個家庭，難怪俄羅斯從文學、戲劇、音樂到舞蹈、美術、建筑，都是人才輩出。
　　
　　以色列：小學生的“入世教育”
　　
　　索拉爾，11歲，是耶路撒冷一所社區小學五年級的學生。下午3點，放學后的索拉爾背著自己的藍色運動書包跑進家門，用父親的電腦看起動畫片來。
　　
　　索拉爾的書包和大部分以色列中小學生的一樣，是一款普通的運動雙肩背包，里面裝著他的課本、作業本、文具盒，還有一本兒童小說和漫畫。
　　
　　小說和漫畫是為每天學校45分鐘的早讀準備的，老師要求學生讀一些兒童文學作品。學生可以帶自己的課外讀物來學校，也可以從校圖書館借閱圖書。
　　
　　喜歡運動的索拉爾每周一和周四，書包里還要帶上柔道服。像大部分以色列兒童一樣，索拉爾選擇練習柔道完全出于興趣，學校和家長一般不會強制學生練習某種特長。
　　
　　索拉爾的父親皮埃爾是一名法國猶太移民，他認為以色列的教育跟法國有很大的不同。法國重視知識積累，學生需要學習很多專業知識；以色列的教育更看重學生的“入世教育”，也就是教授學生如何在社會上生存，如何與他人相處。
　　
　　雖然索拉爾才上五年級，但學校每星期都會給他們安排一堂新聞討論課。全班32名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一起討論一周內發生在以色列的時政和社會新聞，大家會輪流發表見解。盡管小學生的觀點都比較幼稚，但學校認為這能讓學生從小就關心自己的國家，強化他們的國民意識。
　　
　　另外，學校還有專門的課程教授學生認識自己國家的政治體制、作為公民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以及猶太民族的社會風俗和重要節日。每學年，索拉爾所在的學校會安排六七次戶外授課，教師會在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以色列博物館、猶太文明古跡等地授課，讓學生直觀地認識自己民族的歷史和國家狀況。
　　
　　課程之外，學校會組織各種紀念活動，每個年級的學生輪流負責紀念儀式的演出。不久前，索拉爾在“猶太人大屠殺紀念日”那天，講述的是猶太民族遭受大屠殺的災難，他的臉上流露出與年齡不相稱的嚴肅和悲傷。
　　
　　作為父親的皮埃爾，很認可以色列的“入世教育”：“它能夠幫助孩子適應社會生活，防止學校生活和社會生活割裂開來。”但對以色列松散的教育管理模式，接受法國傳統教育長大的皮埃爾并不認可。據皮埃爾講，盡管學校不允許，索拉爾的一些同學還是帶了手機去學校，甚至在課堂上發短信，老師對此都視而不見。索拉爾平時的作業非常少，老師平均兩天布置一次。除了數學，老師基本不會檢查學生的作業。